学人简介

作者 牛军 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关键词】中美关系; 中美建交; 安全秩序; 亚太地区

内容提要

本文旨在阐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亚太安全秩序的缘起和形成过程中,中美两国的关系演变、结果成因及其历史影响。亚太地区的安全秩序包括中美之间的战略合作、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以及多边与双边的安全机制三个层面。中美两国在如何定义中美关系的认知上虽然存在差别，但两国在亚太地区始终保持合作的态势，避免发生对抗。亚太地区安全秩序的演变历经中美建交前后两个历史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亚太的安全秩序具有对抗性;在第二个阶段，亚太安全秩序从对抗转向合作，中美建交为亚太地区带来了持续40年的和平与稳定。《中美联合公报》的“反霸”条款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更是“未来的”，是亚太安全秩序的重要基石和核心理念。中美关系的演变对亚太地区的安全秩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美关系的发展既把握了历史机遇，也需更好地把握战略共识。

现在史论中有两个“战后”的概念:一个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另一个是指冷战结束后。本文所叙战后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更精确一些说，是以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开始点，直到当今，大约70年的时间。从亚太地区安全秩序演变的视角观察，70年的时间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或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持续到1979年中美建交。这个阶段的亚太安全秩序是对抗性的，标志性事件是1950年2月缔结的中苏同盟和1951年4月缔结的美日军事同盟。之后，两个对抗的集团分别以不同程度在亚太地区扩展,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建立了一个军事同盟体系，中苏同盟则名存实亡，中美随后不久走上了和解之路。这个阶段大约历经30年，其间，中美从1969年开始和解到1978年12月宣布两国关系正常化，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第二个阶段开始的标志性事件是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亚太安全秩序的本质特征从此由对抗转为合作，这为地区带来了近40年的基本稳定与和平，也是这个地区出现持续发展与繁荣局面的基本背景。

亚太地区的持续发展与繁荣所带来的变化是历史性和有全球影响力的，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和平能否持续成为全球关注的问题，这也是中美关系越来越受到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伴随亚太地区的发展与繁荣，还有两个重要的发展趋势促使有关各国必然而且的确非常有必要对亚太安全秩序给予特殊的关注，包括安全秩序的缘起和未来很可能出现的重要变化。

其一，这个地区人口众多，人口上亿的国家数量在增加，已经有或很容易拥有核武器(包括有较大潜力快速研制核武器或有可以快速部署条件的国家)的国家数量也在增加。如果略扩大范围，将南亚接壤国家包括进来，这一点就更显突出了。其二，亚太地区各国的发展都依托于本地区的整体繁荣，这一点对中国尤为重要。在亚太，中国虽非一枝独秀,但取得的成就最为显著，有效地借助了亚太繁荣的大趋势，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大幅提升了在地区和世界的地位。一旦失去亚太繁荣的依托，各国维持现有的发展局面是很难想象的，从历史发展的过程观察更是如此。

以上两个特点均在促进一种群雄并起的趋势，这对中国具有特殊的意义，即东亚这40年的发展有可能导致中国面对新一轮“强邻环伺”的局面。如果同近代历史上中国曾经面临的“强邻环伺”相比，不同的是那时是欧美列强扩张带来的，这一轮则是东亚地区繁荣带来的亚太邻国与中国的比肩发展，甚至“崛起”，这凸显了从中国安全环境变迁的历史视角研究亚太安全秩序演变的特有价值和意义。

一、冷战结束后亚太安全秩序的基本特点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亚太地区形成并维持了约40年的基本稳定与和平。在这个地区，距今规模战争较大的是1979年2月爆发的中国同越南之间的战争，持续了27天。印度支那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长期处于战火之中，最初是1946年爆发的越南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战争，持续到1954年7月结束。之后是60年代初开始并持续了10年的越南战争,1973年美军撤出后不久，越南发动统一战争并取得胜利。1978年,爆发了越南入侵柬埔寨的战争。之后是越南同中国的战争，在中国史称对越自卫反击战。这场中等强度的局部战争结束后，东亚地区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战争，只有一些小的局部冲突和国际危机，如1995-1996年的第三次台海危机、半岛核危机、印尼的东帝汶危机，还有东海、南海出现的紧张局势，等等。不稳定因素固然一直存在，但总体看，尚能维持基本的稳定与和平，亚太地区持续的发展与繁荣同这种局面是分不开的。

回顾历史有助于看清在国际大局中是什么因素或者说是什么样的机制，使亚太地区维持了较长时间的基本稳定与和平。概括来说，亚太安全秩序主要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是中美之间的战略合作。中美两国不是盟友，但是曾经建立过特殊和很密切的战略合作关系。这种在冷战中后期形成的战略合作关系的实质性内容，在中美两国学术界有不少系统性的论述，也为不断公布的档案所证明。美国同中国展开战略合作的某些领域，质量甚至超过美国的欧洲盟友，所以也被定义为“准同盟”。

冷战结束引发的世界政治和地缘斗争的大变化，导致中美战略关系一度出现消极的变化，两国关系成为亚太地区一个带有很大不确定性的因素。可以设想，在这个地区,美日之间不大可能在战略安全领域发生大的矛盾，但是中美之间是可能发生的。中国和诸如日本、越南、菲律宾之间会因为领土纠纷等发生一些矛盾甚至冲突，但都不会完全改变亚太的安全秩序。如果中美关系发生根本性改变或者说是逆转，亚太安全秩序就会发生根本变化，出现一种带有对抗性的国际秩序是大概率的结果。

冷战结束后，中美在冷战后期形成的特殊战略合作关系基本随之结束。从历史过程看，中美双方很快就开始不断寻求在战略安全领域维持合作的途径与办法，互相都在努力了解对方的战略意图，并希望找到维持合作局面的办法。两国都曾提出过几种重新定义中美关系的建议，中美存在继续合作的强大意愿和动力。舆论氛围有时也会导致公众感觉中美关系经常处于紧张和敌对之中。不过在每个历史阶段，两国关系还是要看两国政府最终选择的政策导向。

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美提出“建立战略伙伴关系”。随着美国领导人的更替，美国又提出“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并被中国接受。再后来，美国提出过“利益攸关方”“建设性的合作关系”的概念，中国则提出过“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等等。比较这些概念，以及观察双方不断变换定义两国关系时的交流和外交努力，不难发现中美两国在如何定位中美关系的认知上存在明显的差别。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具体用什么概念，两国的决策层还是希望保持合作的态势，以及在亚太地区继续开展合作，避免发生对抗。

第二，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东亚地区长期的客观存在。美国领导的亚太军事同盟体系中最主要的部分是美日军事同盟，此外还有美韩军事同盟、美菲军事同盟，相关的还有美泰、美澳新同盟，等等。这个军事同盟体系对中国来说含义复杂，因为它在建立之初就包括遏制中国的内容，后来则发展成主要是为了遏制中国。以美日同盟为例，1947年，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在美国政府内部提出，将日本改造成美国亚太战略的重心，美国对日本的管制最终要发展为军事同盟关系。这个转变最初是为了针对苏联，也同中国陷入大规模内战有一定关系。凯南提出的这个构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那段时间被最终确定下来，后来因为朝鲜战争，美国决定加快同日本结盟,而且明确该同盟针对中国。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在亚太地区展开积极活跃的外交时，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也逐步形成，其目的主要是在亚太地区遏制中国。当时，中国将美国建立的军事同盟体系的行动称为建立针对中国的“新月形包围圈”。

从更长的历史过程看，美国的亚太军事同盟体系对于中国来说，有很复杂的一面。1979年中美建交前后，中国同这个同盟体系中的多数国家逐步建立了正常的，甚至不少是友好的外交关系，20世纪80年代甚至同日本都建立了相当友好的关系。在冷战后期，这个同盟体系成为中国维护战略安全利益的借助力量，在亚太地区主要就是共同对抗苏联的扩张及其对中国安全日益增长的威胁。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实现中美和解和当年中日建交，到1978年中国和日本签订和平条约，中国对美日同盟的批评明显地大幅下降。对于中国来说，当时这个军事同盟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共同维护亚太地区稳定与和平的盟友。当然，冷战后又逐步出现了新的变化，对美日军事同盟的公开批评开始增加，对它的疑虑变得越来越强烈。

苏联解体后，美国和日本继续加强在亚太的军事合作，美国维持甚至加强了亚太军事同盟体系。对于中国来说，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同盟体系成为需要重新认识的问题。一方面，美国的战略意图越来越多地针对中国;另一方面，中国同时和包括美国在内的诸多国家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同时，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涉及这个地区的多个国家，在有些领域和地区，中国的影响力仍然达不到。总之，中国同这个同盟体系关系较为复杂，这种复杂关系影响亚太地区安全秩序的形式和状态。

第三是开始于冷战后期但主要是在冷战结束后，逐渐形成和发展的一些多边与双边的安全机制，包括一些安全问题论坛，例如“中日韩三边对话”“美日韩安全对话机制”、美国主导的“香格里拉国防对话”、中国主导的“香山论坛”、东盟“10+3”,等等。类似的双边或多边机制还包括各种官方的、二轨的，甚至纯粹的民间机制等，也在发挥不同的作用。解决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六方会谈，虽然已经名存实亡，但是作为一个机制到底起过何种作用，还可以做历史的和具体的评估。就解决朝鲜半岛无核化而言，它的确没有达到目的，但是在某些时候对管控半岛的危机不要升温，或降低紧张程度等的功能性作用是存在的。

上述机制并不都是为处理战略安全领域的问题而设立的，不过事实证明，地区中持续不断地交流和讨论可以帮助认识区域内正在发生或者潜在的紧张和危机，使各方能在必要的时候找到有效的平台，坐在一起探讨、分析、认识甚或寻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这些机制虽然不能同中美战略合作、美国军事同盟体系的实质性作用相提并论，但是在预防外交领域还是具有重要作用的。

大致勾画构成亚太安全秩序的三个部分，主要是为了解读的需要而将其简化，实际上各个部分之间存在极为复杂的互动，如果脱离历史的具体情境，其实很难解释它们之间的互动等，以及何以会导致如今各方都心怀不满又无法割舍的基本稳定与和平的局面。总之，亚太地区持续的稳定与和平有赖于冷战后期形成的安全秩序，不论有关各国内部对这种秩序有何种看法甚或不满，以及在不同时期有关国家之间发生过何种矛盾和危机，这个地区的国家总体上是受益于这种安全秩序的。

如果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中美关系的演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存的亚太安全秩序之所以被逐步设计出来并得以持续40年，一个历史性的原因就记载在1972年2月28日《中美联合公报》的“双方声明”第三款:中美“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这一条的内容后来也被陆续写进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美建交公报》，文字表述基本相同。

这个史称“反霸”的条款听上去像是一句空话,但它既是“历史的”,反映了当时中美两国领导人对世界政治和亚太地区紧迫问题的理解和把握,以及当时推动两国从对抗走向和解的动力;也是“现实的”，它构成了两国得以最终解决双边关系中的各种问题的一个认知基础，没有对对方地区战略和政策的大致合理的理解，双边关系中一些敏感问题会被大幅地复杂化，甚至引发冲突。尤为重要的是，这个条款也是“未来的”，国际社会之所以担心维持了40年的亚太稳定与和平在未来会出现变数，就是对中美能否在急剧变动的国际形势中继续坚持前述共识并没有把握。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反霸”条款是这40年来亚太安全秩序得以延续、这个地区的和平基本得以维持的重要原因，也是当前亚太安全秩序的一个核心理念，或者说是一条底线。如果这个底线被打破，一定会出现大的混乱甚至战争。因此可以说，当年中美两国的领导人将“反霸”条款写进中美宣布历史性和解的第一个联合公报中，是富有远见卓识的。

二、中美对抗与亚太冷战秩序形成

既然将1972年2月中美和解作为现存亚太安全秩序缘起的一个节点，以及将亚太地区出现长期稳定与和平的局面归因于中美在决定亚太地区当时和未来长远的根本性问题所达成的共识，就有必要来回顾战后一个时期，亚太地区的安全秩序和中美关系处于何种状态，以至于可以断定中美关系有那么重要的影响，即如果中美不能达成共识和实现和解，这个地区就很难有长久的稳定与和平。

简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太地区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是发生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大规模战争，包括大规模内战、大国之间的局部战争或间接的长期战争、激烈对抗等，而这些几乎都同中美对抗有直接关系。仔细分析所谓中美“都不应在这个地区谋求霸权，也反对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在这个地区谋求霸权”这段话，在逻辑上可以推论，在这个地区没有一个国家曾经获得过霸权，以及中美都认同不能靠建立霸权来解决地区问题，这是从战后历史中获得的基本经验。

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69年秋季中美开始和解和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美持续了20年的对抗，其间两国打了一场直接的局部战争，即朝鲜战争，双方伤亡人数均以十万计。这期间，中国还在援助越南的抗法战争，美国则站在法国一边，支援其用武力维持殖民统治。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也称越南战争，大致从1963年算起到1973年美军撤出，其间美国大规模军事介入，中国则展开援越抗美,可以说双方打了一场间接战争。这期间，美国向越南派遣地面部队，最多时达到50万人;中国向越南北方派遣支援部队，最高峰时达到17万人，先后达32万人。中国军队没有同美军发生直接战斗，但作为一场间接战争，其规模也是很大的。

如果从宏观角度看导致这种局面的历史性因素，难免给人一种必然性的印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方面，美国在世界政治中是最强的超级大国;另一方面，在美国的世界地位上升的高峰期，恰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阶段。中国对新国家的未来充满自信，相信在中国领导人那一代领导人的领导下，与苏联阵营联合起来,一定会有光辉的前景。中美两个国家都充满了自信，而亚太的特殊状态在客观上为两国提供了争斗的地缘空间。

从1943年夏秋开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时刻，同盟国开始规划战后亚洲地区的局势。第一次盟国峰会是开罗会议，当时东亚唯一参会的国家是中国。开罗会议后，中国被美英苏排除在安排亚太秩序的进程之外。力主排除中国的是两个国家，其一是苏联。当时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提出的理由是，第一，苏联还没有参加对日作战，如果同中国领导人直接谈判，会导致日苏立即开战。第二，盟国首脑会议要讨论欧洲问题，而中国没有理由也没有资格参与处理欧洲事务。另一个是英国，丘吉尔首相要维护英国的殖民地，所以反对中国参与解决亚洲问题，特别是在香港问题上不给中国表达的机会。所以，中国以及其他一些亚太国家的领导人再也没有机会参加涉及战后地区秩序的盟国峰会，包括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等等。总之，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未能实质性地参与安排战后亚太秩序，这种情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始发生根本性改变。

战后初期，美国正处在如日中天的阶段，这是它与苏联对抗和干预全球事务的历史原因。国内不少论著从不同视角，根据不同理论，分析了美国获得世界优势地位的原因和进程。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其他反法西斯国家一样付出了巨大牺牲，除了德军海上封锁和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本土未被战争波及，但美国向欧洲、亚太地区、北非地区等，派遣了大量的军队，同反法西斯力量并肩作战。在海外作战的美国军事人员达1200多万，美国对主要反法西斯国家提供的作战物资援助不计其数。没有这种贡献，根本不会有战后国际社会对美国世界地位的认可，当然战后的世界也会非常不一样，这是美国世界地位形成过程中一段极为特殊的历史。那些探讨美国世界地位特点的研究课题，应该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为考虑进去，这包括了当年美国领导者对国家战略方向的合理判断、决心、国家能力和牺牲精神等具体要素。

在美国的传统文化中，有一种独特的使命感，大规模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并取得胜利，极大地强化了这种使命感，美国拥有超强的世界地位和领导责任的观念等都因此被强化，这反过来加剧了美国对外干预的冲动。2012年，美国学者韩德(Michael H.Hunt)等出版了《美利坚之拱:美国在亚洲的战争》，该著作主要是阐述美国的世界地位与美国在亚太的四场战争——菲律宾战争、太平洋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等之间的关系。美菲战争是美国世界地位上升的开端，打完太平洋战争是美国世界地位最高的时候，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阶段正是美国世界地位处在顶峰的时期。到朝鲜战争后，上升就停止了，到越南战争则开始走下坡路。

按这本书的描述，美国的世界地位同它在亚洲的战争有莫大的关系，而战后初期正是美国的上升时期，也是在亚太地区干预冲动非常强的时期。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政府三天就决定陆海空三军全面介入，如此之快的决策速度同美国内部酝酿的气氛有关。柏林危机在欧洲刚刚结束，朝鲜战争的爆发给美国的对外政策带来巨大的冲击，美国领导人断定苏联正在世界的各条战线上发动进攻。朝鲜战争被认为是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步骤之一，如果不加以遏制，苏联就会在其他地区继续扩张，这导致杜鲁门政府决定立即全面军事介入。美国干预的冲动非常强烈，顾忌又非常之少。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曾经再次出现这种强度的冲动，造成的后果在这里不做具体分析,其长期后果尚待观察。国家难免犯错，但要避免犯，特别是避免再犯战略性错误，这是战略决策中的基本常识。

在美国的世界地位快速上升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一历史事件给亚太地区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列强安排的战后秩序不得不做根本性改变。中国有和欧洲差不多大的国土面积，由于革命胜利而从此变成统一的国家，中国必定要体现自己的战略意志，实现自己独特的战略诉求。1949年12月，中国领导人访问莫斯科，第一天就同斯大林讨论签订新的中苏条约。在冷战体系形成的特殊时期，中国领导人选择与苏联结盟固然有非常复杂的原因，但主动争取重新签订中苏条约，就包含了要改变雅尔塔秘密协定不合理安排的决心，这无疑是一项具有深刻历史含义的努力。斯大林对此是很敏感的，他当时表示暂时不考虑签订新条约，就是担心会影响雅尔塔秘密协定所涉及的其他问题，包括现在还存在的日俄北方领土问题。1950年1月初，斯大林最后同意与中国结盟时说了一句话，关于雅尔塔秘密协定“那就见它的鬼吧!”这清楚地证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发展对战后亚太秩序的实质性冲击。

另一方面，中国领导人在夺取革命最后胜利和建国阶段，逐步形成了将中国革命的经验推向周边地区的理念，这与苏联战后亚洲政策的转变有重大关系。马列主义的唯物史观从来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是世界性的，是一场世界革命。中国革命作为这场世界性革命的一部分，在获得全国胜利后，同苏联一样肩负支援世界革命的历史使命。这种使命感转变为具体政策也同苏联的政策有直接的关系。

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是在1949年1月末2月初，苏联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期间。米高扬在会谈中向中国领导人提出，中国的经验适用于亚洲地区。当时中国领导人等领导人还没有考虑过这一点，因为中国革命还没有胜利，军队还没有打过长江。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期间，中国领导人说要等中国革命胜利以后再考虑这个问题。真正开始考虑承担支援亚洲革命的责任是在1949年7月，高级代表团秘密访问莫斯科期间。斯大林在一次见面中告诉中国代表，他认为世界革命有一个从西方到东方转移的过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从欧洲中心转移到俄罗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将从苏联转移到中国，也就是说中国将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斯大林是历史人物，在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拥有崇高的威信。1950年2月，中国领导人从莫斯科回国后，在3月下旬发布了文件，要支持亚洲地区的革命运动，称这是取得中国革命胜利后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显然，中美两个国家处在这样的历史阶段，都有巨大的内在动力推动介入国际事务，而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了亚太地区成为两国进行较量的关键地区。

中美关系史中有很多的巧合，并不仅仅是指宏大的历史过程的意外重合，导致中美发生对抗的具体原因绝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这包括了那些在宏大的历史进程中决策者们的具体选择。历史一再证明，中美实际上都有塑造两国关系的强大能力和回旋空间。历史机遇固然重要，决策者的认知和能动性同样可以改变历史进程。如果要总结这个阶段的教训，最重要的就是在中国革命发展到顶峰的关键时刻，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中美决策者都选择了搁置与对方的关系。

根据新发掘的历史文献和新的研究成果可以基本确定，在胜利的最后阶段，一方面，当时并没有认为建国后一定要长期不与美国建交，更没有认为中美一定走向战争。客观上存在导致对抗的因素是历史事实,最早是1948年11月下旬提出过建国后与美国建交的想法。到1949年3月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做出决定，不急于同美国建交，而且建国后“一个相当时期也不应急于”和美国建交。这个决定不是不与美国建交，而是不急于建交。换句话说，就是先搁置同美国的关系，基本处理好内部事务后再考虑建交问题。当时对搁置是有时间考虑的，就是三到五年，而非无限期的。另一方面，杜鲁门政府决定美军逐步退出东亚大陆。1949年12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表示，调整对华政策要“等待尘埃落定”，意思是等尘埃都落定能看清局面后，再同中国的新政府打交道，这也就是搁置。

当时不论是杜鲁门政府还是中国的领导层，或许都对如何推动或管控双方关系，以及未来会产生何种后果等完全没有历史经验，也同样都面临复杂的国内问题。中美两国都没有，也不愿意花很多时间或更积极地考虑如何避免两国关系失去方向，所以几乎同时都选择了“搁置”双边关系。历史的经验恰恰证明，中美关系是不能搁置的，特别是在一种因冷战和中国内战造成的敌对气氛中选择搁置双方关系,后果极为严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仅八个月后，就爆发了朝鲜战争。战争爆发三天后,美国全面军事介入。四个月后，中国军队跨过鸭绿江。中美在各自的境外打了三年半局部战争，根本解开这个结则花了近30年的时间。这期间发生在亚太地区持续的对抗、危机和战争等无不证明中美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必须被时刻认真管理的关系，而且经验、智慧、关注度和远见卓识都不可或缺。

三、“历史巧合”与中美战略共识

中美关系史中是有很多次巧合的，解读中美关系史或试图从中汲取有普遍价值的经验，决不可忽视历史机遇的特殊重要性。在中美关系史中，除了上述两国领导人都在1949年选择“搁置”外，从1969年开始到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实现中美和解，以及1978年11月开始建交谈判到发表《中美建交公报》等重大事件都存在“巧合”，两国的决策过程都关乎能否以及如何把握住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

中美从实现和解到建交历经10年，这是一个长期摸索与磨合的过程。中美双方对各自历史进程发生的变化做出政策判断既需要时间，也需要恰如其分的机遇。宏观地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处于伟大的历史转型过程，逐步探索并最终寻找到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是需要时间的。例如，早在1964年，中国的外贸结构已经发生根本改变，与西方国家的贸易额占到外贸总额的60%，中国领导人当时认为出现这样的变化是合理的。

对于美国而言，它是在1963年直接介入越南战争后，开始了从战后如日中天的世界地位最高点到向下跌落的转型，到1973年年初美军从越南全部撤出，这也是一个历经10年的漫长过程。

从1969年开始的中美和解有诸多因素，不过两国领导人对各自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安全环境有类似的判断，他们几乎同时认为有必要对外交政策做重大调整。1969年3月下旬，中国领导人在一次高层会议中谈中国对外关系时说:“缓和一些好，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这表明中国领导人已经意识到需要扭转外交局面。当年5月1日，中国领导人在天安门接见一批外国使节，以此行动开启了打破外交隔绝局面的新进程。

同年7月21日，尼克松在关岛发表后来被称为“关岛主义”的声明，主张亚洲安全事务“将越来越多地由亚洲国家自己来处理，而且这样做的责任也由它们来承担”。这是在公开宣布美国将全面调整对外政策，由过去独揽一切改变为寻求一种新的大国均势。之后不久的8月初，尼克松在出访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期间，明确向中国传递出寻求和解的信息。

正是中美两国领导人几乎同时对世界战略形势变化和各自国家的对外态势等做出近乎相似的判断，以及几乎同时开始调整各自国家的对外政策，包括关注对方的各种动向，才得以抓住历史机遇，于1969年年底开启了中美和解的大门。

在这个阶段可作为重大历史参照的是，苏联的对外政策出现错误的战略判断。在美国的世界地位下降和尼克松政府下决心收缩力量的时期，苏联选择了不合理的向全球扩张的对外政策。中国与美国签署的《上海公报》中写进反霸条款，这一方面是基于从近代世界的和中国的历史经验总结的理念;另一方面就是为了反对苏联的扩张，苏联谋求世界霸权使中国领导人有很强的被威胁感。同时，美国也有不安全感，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的战略性失误导致世界地位大幅下降;另一方面也是苏联对世界形势的误判，把当时出现的“缓和”理解为是美国及其阵营彻底衰落的转折点，所以在全球范围采取攻势战略，使美国及其盟友感到很不安全。正是苏联的扩张政策导致了抵制和反对苏联的国际联合战线的出现，包括中美的历史性和解。

中国领导人在这个阶段讲过，中国永不做“超级大国”，这或许不是偶然，而是对美苏争霸，特别是苏联扩张政策后果的一种洞见。他当时提出了家喻户晓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这个简明直白的口号是改自明代朱元璋平定天下时的战略原则，当时一位学士朱升向朱元璋建言，要“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他的意思是朱元璋不应急于“称王”,否则会成为所有政治势力的敌人。中国领导人将“缓称王”改为“不称霸”,反映的是本质不同的战略理念，即中国领导人后来会见马达加斯加贸易代表团时讲的中国“永远不能称霸”，他说这是中国领导人制定的政策，“要用来教育子孙后代”。有的国际政治理论提出，国家必然会追求权力和权力扩张，而且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就会寻求更大的权力，所以国家决策集团追求权力的最大化甚至霸权是必然的。中国领导人不赞成国强必然谋求霸权的理念，因为他相信国家追求霸权的代价很大。

1978年开始的中美建交进程也有类似的“历史巧合”。当年5月，美国总统卡特决定开始与中国展开建交谈判。10月下旬，卡特政府最终做出决定，中美关系正常化优先于美越关系正常化。卡特本人在华盛顿同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保持密切联系，以便掌握谈判进程。这时，中国正在酝酿国家战略的重大转变，准备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11月初，召开会议，听取外交部有关中美建交谈判的汇报，中国领导人专门听取汇报，提出谈判进程必须加快。12月中旬，中国领导人亲自参加了最后阶段的谈判，从而推动建交谈判走上快轨。双方经过努力终于在12月16日发表《中美建交公报》宣布两国于1979年1月1日建交，并宣布中国领导人将访问美国。

如果从1969年夏秋开始和解算起，中美实现正常化经历了大约10年的时间。这期间中美两国关系有诸多曲折起伏，其中也包含了很多重要的经验，除了不能搁置和历史机遇等问题，还需要理解两国国内政治的特殊重要性，既要看到美国国内政治，也要看到中国国内政治对两国关系的影响。

中美和解是因为机会同时出现，尼克松访华后不久两国关系陷于停滞，两国的国内政治也同时出现问题。在美国方面，尼克松于1972年2月访华期间，曾经承诺在第二任期实现与中国建交，但第二任期开始不久，即爆发“水门事件”，迫使尼克松辞去总统职位。副总统福特接任后，显然没有足够的政治资本和才干来履行尼克松的承诺，这是导致中美关系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中国也看到，没有强有力的美国领导人可以打交道。在中国方面，1973年11月基辛格访华后，中国还不太可能有动力更积极地处理中美关系问题。

从中美建交谈判的过程看，美国政府换届和卡特政府中主张与中国建交的力量占了主导地位，这是美国开始并最终成功完成建交谈判的关键内部因素。另一方面,中国国内政治对对外政策的推动作用更突出。国家战略向追求现代化和改革开放为中心的大转变，为处理对美关系和加速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提供了巨大的内在动力。所以说中美建交对双方是机缘巧合，甚至主要是因为两国都出现了重要的内部动力，两国领导人都非常重视并直接指导了建交谈判，这对中美建交是至关重要的。

对于中美两国，要想保持双边关系稳定和持续地向前发展，如何把握各自的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对两国都是重要的课题。这是观察和理解中美关系的重要视角，历史的发展已加以印证。两国的国内政治在各个时期的变化都会影响中美关系，对于中国而言，稳定的中美关系仍然是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主要外部条件。

结 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发展进程表明，亚太出现对抗性的安全秩序，同冷战初期中美之间的激烈对抗有直接的关系。同样，亚太持续至今40年的以合作为主的安全秩序以及由此产生的地区基本稳定与和平,也同中美保持合作有直接的关系。中美关系从对抗到和解到正常化再到今天的发展壮大，走了一条极为曲折的复杂道路。这段历史证明，中美关系中一直充满着矛盾，有些甚至是非常尖锐的矛盾，也存在诸多合作的历史机遇，即使是在合作的进程中，也伴随着矛盾。两国不论是发展合作还是寻求对抗，都可以找到足够的理由，这一点至今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从和解到正常化的进程也证明，每当历史机遇出现时，两国领导人都能比较快速地达成战略共识，将中美关系稳步推进。历史机遇对中美两国都是一样的，能否及时洞见并把握之，则取决于双方的主观努力、战略远见、对机遇的敏感把握和塑造战略环境的能力。

亚太安全秩序正酝酿着新的大变革，结果尚属未定之天。此时，反复解读历史经验，或有助于塑造一个各国都能获益的共赢未来。（注释略；责编:张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