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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公的突破与全面建成小康 

来源：香港镜报    章思吾

    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并不在于他提出实现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而在于他带领中国从神圣不可冒犯的社会主义「苏联模式」中突破出来，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中国今天取得的所有重大成就，全都发端于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十三五期间与其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执政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重要，毋庸说坚持市场经济的方向走对市场化的道路才是至关重要的。

    11月初，两岸领导人历史性地第一次举行了会见，连手打出了一副巩固「九二共识」、推动两岸关系进一步走向融合共荣和平发展道路的好牌！这一次握手，彰显出他们的历史胸怀，也会让他们在各自执政范围内收获充足的信任和支持。对于中共领导人来说，这次行动为他开创执政新局面大增助力。

集中精力制定十三五规划

    此前，中共五中全会在闭门状态下开了4天后，在人们的热切关注中结束。让人们感到意外的是，这次会议并没有会前已传出消息并为官方所默认的关于「重要人事调整」、「军队改革和军委高层人事重组」的内容；而会议审议通过的《制定十三五规划的建议》，也没有出现人们所希望提出的那些新思想、新观点和新举措，尽管《建议》描绘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蓝图，其中不乏观念和政策设计上的亮点，但整体上似乎缺少能「提纲挈领」的骨干支撑和重点，特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要依托的路径、体制和机制到底是什么没有明确指向；「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固然是人们所欢迎的发展理念，但却已缺少足够的「新鲜度」，这让不少人感到有些困惑。

    有参加会议的人士十分小心地透露，五中全会前中共领导人访问英国后匆匆赶回，还未充分休息就投入有关会议的工作事宜中，发现在有关人事调整的会前准备上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主要问题是高层范围内对有关人事调整及安排的意见不一致，现有干部储备不能满足一些重要职务任用的需要等；军队改革的方案尚待完善，裁减30万兵员、大军区大兵种归并重组及战区划分和军政人士配备等都还有许多事项未定，不具备提交中央全会讨论通过的条件。

    有些人士建议目前不宜进行大的人事调整，这一届时间已过半，不如两年后十九大时统筹对整个人事格局进行大调整，个别的人事调整五中全会之后再动，现在倒是可以就十九大的人事安排方式、选拔和任用干部的体制机制等问题进行研究和准备，推动改革和创新，力求在公开、竞争、扩大党内民主等方面迈出较大步伐。虽然人事调整和军队改革都未列入五中全会议程，不过这两件要事五中全会后都是不会耽搁的。

    据参加五中全会的一位政府要员透露，以上两个临时议题最终未列入五中全会议题的一个更重要原因，是中共领导人希望会议能「心无旁骛」，集中时间、精力和智能将十三五规划「讨论好、修改好、制定好」，使执政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做好充分思想和精神准备。中共领导人在五中全会的分组座谈会上多次讲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将在我们这一代、这一届手上实现，这是我们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的一大历史性贡献，也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代人成就伟业的一大机遇。在这个历史节点上我们要奋发有为，谋定而后动，作出无愧前人可启后人的重大贡献。许多与会者都发现，中共领导人在制定十三五规划上很投入，很专注，很亢奋，这种精神状态，是前任几届中共领导人在制定五年规划时所未曾有过的。

    实现目标的路径及办法

    不过，据参加五中全会的人士透露，五中全会的气氛不算活跃热烈。一位与会的党政官员私下分析，经济下行压力的持续加大，中美关系未见大改善反而出现波动，以及高压态势下的反腐斗争迟迟未上制度化轨道致使「酷烈」之风徒增等等，都对五中全会的召开造成一些并非那么积极的影响。

    五中全会召开前，中共高层人士应邀到中央党校对一批高中级干部介绍当前经济形势，试图缓解和消除已弥漫于党政干部阶层中的焦虑、困惑、低落的情绪。党政干部信心低落的精神状态，使得他们在五中全会讨论和审议十三五规划建议上很难提出深刻见解和建设性意见，而此类会议历来缺少自由平等交流沟通和争辩交锋的「惯例」，也无助于对与会者的思想和精神状态「解疑释惑」、「排忧除难」。所以，如果人们希望会议审议通过的这个《制定十三五规划的建议》「集中了全党智慧」，那肯定是不切实际的。例如有研究人士就指出，《建议》文本中有「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的提法，但是却没有关于什么是这种「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的明确定位和描述，更没有关于如何「加快形成引领经济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的「设计」和实施的路径及办法。

    一位多年为高层决策提供咨询的人士讲，五中全会《建议》的「五大发展理念」将「创新」放在首位，并提出「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是很正确的，但是今天最不可忽略的是这样一个问题：20年前，在第九个五年规划中就已提出了「要实现一是从粗放、依靠投资的发展方式转向集约、依靠效率提高的增长方式，二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体制」的「两个根本转变」；此后「十一五规划」又提出「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建立有利于创新、创业的体制」，在「十一五」的最后一年，前中共领导人发出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刻不容缓」的紧迫号召，但是20年过去，我们又在制定五年规划，又在发出这种声音，但却依然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取得进步，没有解决问题的设计、定位、路径、办法和真正的行动举措。这不能不说是十三五规划中的一个严重「遗漏」，而这和与会的中高级党政干部们思想精神状态欠佳大概不无关系。

    如何提高管党治党能力和水平

    五中全会的议题中，从严治党和反腐斗争是重点内容，与会者对此也有更多关注和议论。五中全会前，中共中央颁发了新修订的《中共纪律处分条例》等两个文件，被认为是中共的「从严治党」和反腐斗争将迈向「治本」之路的一个信号。不过五中全会上有与会者指出，类似「纪律条例」、「自律规范」等等这种党内法则执政党从来都不缺少，但是对从严治党、特别是反腐倡廉所产生的作用却微乎其微。究其根由，执行不力、监督不够、理想信仰缺失之说，恐怕都只搔其表层，没有触及要害；拥权太重太多，而内、外的制衡力量却太少太弱，可能是「纪律条例」形同空设的根本原因之一。这些年执政党内一直存在一种非常耐人寻味的现象：「纪律」规范和条例愈出愈多，而腐败则愈演愈烈势不可挡，以至人们都惊叹，「党政干部是在『遵守纪律』的高声赞歌中走向腐败的！」今天仍旧「新修订」颁布这「规定」那「条例」，为什么就不能另辟蹊径，从改革纪律圮废闲置、腐败炽烈愈盛所由以发生的体制机制上实现重建纪律、从严治党的一大突破呢？与会者对颁发《纪律处分条例》的看法和意见，也是针对执政党当下「从严治党」现状的。在这方面，五中全会的《十三五规划建议》只是提出了任务和要求，却未提供解决问题的方式和举措。当然，深究起来，这里存在的都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遗留和积压下来的种种问题。

    有研究人士指出，人们对「从严治党」以及重建党内纪律和规矩等问题的上述看法和意见，实则反映出执政党与自己提出的「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发展，全面提高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能力和水平」的要求还存在很大差距，而如何尽快缩小这个差距，也正是中共领导人当下所最为重视和思考最多的问题之一。五中全会结束后，中共领导人利用出访越南、新加坡前夕的一段短暂时间，专门约会一位美国的著名政治学家，与他就国家能力、问责政府、实行法治三者关系及实现相互平衡的制度选择等现代国家治理问题进行交流和探讨。这位美国政治学家曾以准确预见苏联解体结局、并写作《历史的终结》一书指出自由民主的宪政制度是人类历史最高的、也是最后的理想政治制度而闻名；他最近刚刚完成《政治的起源》一书，不但完善了他关于「历史终结」的论说，还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等领域拓展了新的学术空间，他的这个研究方向恰与中共治国理政所要达致的目标不谋而合。半年前，中共高层一位分管纪检工作的人士曾会见这位美国政治学家，现在中共领导人又再次与之会见并交谈。此事意味无穷，颇有继续予以密切关注的极大价值。一位了解高层情况的人士说，前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曾与美国著名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货币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曼交好并与其会谈，这使赵紫阳形成了他主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走向市场化道路的思想动力。今天中共领导人与美国这位著名政治学家的接识及会谈，是否会对演化出类似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先进文明的治国理政道路的局面来？

    坚持市场化的道路至关重要

    中共五中全会关于《十三五规划建议》描绘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蓝图，若提出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邓小平在世，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承认这幅蓝图比他设想的「小康社会」要好过许多倍！然而，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并不在于他提出实现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而在于他带领中国从神圣不可冒犯、动摇的社会主义「苏联模式」中突破出来，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中国今天取得的所有重大成就，其发端全由此而出，而且未来五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都要依懒真正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完全、彻底地转型，建立起以法治替代权力操控、以市场决定资源分配替代「政府主导」的资源分配、以大众创业民有产权替代「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国企垄断政府占有、以创新高效优质的发展方式替代重复粗放低质的增长方式的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并有秩序地、和平稳步地向民主宪政的政治制度过渡和转型。从这个意义上说，十三五期间与其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执政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重要，毋庸说坚持市场经济的方向走对市场化的道路才是至关重要的。

    上世纪90年代，邓小平在作出将中国推向市场经济道路的改革的奋力一搏后，曾向后人有过一段交托，他说到，发展起来后的问题，比不发展时的问题还要多还要复杂，他特别提到他的一个忧虑：「如果改革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那么改革就是失败了……」以此来警示后人。不幸的是，在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同时，贫富分化、甚而是两极分化的确发生了，与极为严重的环境破坏污染一道，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两个最大障碍，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两大障碍！邓公之忧，将贫富分化与改革成败联系起来予以判断，而非将贫富分化与市场经济相关连，当是这位伟人的一大睿智。事实就是如此：如果不是改革本身存在失误，市场经济不会必然产生贫富分化！一些研究人士向执政高层指出，贫富分化以及严重环境破坏，在很大程度上是改革的诸多重大失误的必然表征和综合体现，而这些重大失误又与我们因袭了太多「苏联模式」不无关系。

    这些失误计有：一，限权的政体改革滞后于放权的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市场化改革行至半程就被权贵绑架劫持，由此也便衍生出「政府主导、投资无度、高耗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培植出大量滋生腐败的沃土肥壤温床；二，国企改革变成了少数官僚和权贵「分肥」、「掌勺」的「小锅灶」，巨量资源被垄断占有和分配，没有经过市场有效率的配置和有效益的使用，没有被创造和转化为社会财富并为大众共享；三，传统中国是一个官僚国家强、民间社会弱的形态，而执政党建政后又将全盘搬入党和国家操控一切的「苏式社会主义」模式，造成中国更为畸形、更无活力的「有国家没社会」的形态，发展的路子越走越窄，国家存在和应对重大变故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小。市场化改革展开之后，市场经济无民主政治所施予的法治保护，缺少公民社会拥有的自主产权及自主创业所增加的竞争活力和所参与的规模能量，而改革却迟迟不向政体、社会体制领域推进深入，故而市场经济的改革也就止步于半程，资本、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市场无法建立和形成，市场经济的巨大「正能量」不能充分施放，而因民主政治、公民社会的缺失所导致的市场经济的功能残缺造成「负能量」大行其道。可以说，未将民主政治、公民社会的建设与市场化改革同步推进连手共行，是改革的最大失误之一。

    鉴于此，研究人士建言：在即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百年目标」的未来五年中，不可让上述改革的失误再次重演和发生，必须予以纠正，彻底摆脱「苏式社会主义」的历史束缚，将市场化的改革坚持到底达致成功。邓公领中国社会主义冲破「苏联模式」的樊笼，走市场经济的道路，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创举，这一创举既是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百年目标实现的，更是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的，可谓是执政党的「生命线」和「胜利线」，对此切不可再回避风险推诿重责，袖手以待来者了！

    2015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