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一个亚里士多德式考察

编辑:底线思维 文章类型:综合资讯 发布于2023-03-17 12:26:53 共705人阅读
文章导读 中国式现代化是理解当代中国的一把钥匙。这一概念的提出,使中国的现代化在类型学意义上变得立体、……

来源:底线思维

文/俞建拖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中国式现代化是理解当代中国的一把钥匙。这一概念的提出,使中国的现代化在类型学意义上变得立体、生动、丰富,有了独立和独特的面貌,一反过往现代化叙事的繁杂冗长散乱。好概念在学术和政策思辨中的点石成金作用,这是绝好的范例。

尽管如此,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讨论仍有待深化。二十大报告中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论述,包含了多个层次的内容:有规模特征,有关键领导力量的确认,还有长远目标追求。限于篇幅,更多内容不能在文件中全面展开。因此,对文件定义的精准把握和解析是必要的,但如果仅停留在这一层面,很难充分利用概念创新提供的巨大思辨空间和认知机遇。因此,本文尝试借鉴亚里士多德对事物观察界定的方式,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考察。

一、理解现代化

在中文语境里,“现代化”有时是指一种过程,有时是指某种目标状态。本文的现代化是指一个社会由前现代向现代状态转变的长时程,少则一个世纪,长则数个世纪,涉及到一个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政治组织和运行、文化观念等方方面面。这些变化存在质的、结构性的分界,而不仅仅是数量上的持续增加和累积。马克思很早就敏锐地注意到,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兴起带来的本质不同,尽管他没有使用“现代化”这一概念,但频繁地使用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代资产阶级”、“现代雇佣工人阶级”、“现代国家政权”、“现代的工人”、“现代工业”等表述,显然他捕捉到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在类型学意义上的本质区别。

思想家们各有理解现代化的主线。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关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韦伯把现代化视为理性的扩展过程,帕森斯则强调了现代社会的功能结构,这些视角各有力量。不过,总括性的现代化表述一不小心容易流于抽象,事实上,我们还可以从更具体的方面来看待现代化。

在经济领域,突出表现为工业化和市场化。包括但不限于现代企业的兴起,专利制度以及现代财会、金融体系的建立,科技发明和技术创新应用的普遍化,生产的高度专业化分工,市场机制的普遍渗透和扩展,能源利用方式的革命性变化,机械化和自动化,生产力爆发式增长,等等。

在社会层面,突出表现为城市化、传统社会关系的瓦解以及新型社会关系的建立。在市场经济浪潮中,越来越多的人背井离乡,城市人口逐步占社会人口的多数。人口的迁移使得传统依附于土地、血缘和亲缘的社会关系被瓦解和稀释,城市内部社会关系也经历了再组织和重构。脱离传统社会关系网络,人不得不变得更独立,并享受独立带来的自由。家庭因此变得更小,核心家庭成为更普遍的形态。人口的迁移和流动也改变了宏观的城乡关系、地区关系甚至国际关系。

在政治层面,包括但不限于民族国家和主权国家的兴起,政治体系的目标、组织方式、权力的获取使用和分配都发生了变化,政治决策更加理性化,民众的政治参与更加广泛,代议制政府、现代政党政治、分权与制衡变得普遍。

在文化和精神层面,世俗化不断扩展,宗教的影响总体上趋于减弱,或者退缩到有限的领地中。个人在精神和物质上的需求得到更多的表达,个体意识觉醒。现代教育体系、医疗保健体系的普遍建立,在精神和肉体上都重塑了人,基于科学的知识和观念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值得一提的是,现代化有宏观表现和微观表现,两者是统一的。现代化在宏观层面表现为各领域的质的、结构性变化,在微观层面表现为个人以及其他社会主体理性的提升以及实质自由的全面扩展。宏观层面的变化最终是构筑在微观变化的基础之上,要避免将宏观和微观尺度的现代化作二分理解。

当然,现代化并非百利而无一害。现代化是一场创造性破坏,它带来了很多好的东西,但在现代化过程中也损害一部分群体的利益,产生各种摩擦和混乱,也会导致一些有价值事物的灭失,或者带来新的需要解决的问题,譬如更大规模和暴烈的战争、核问题、生态环境破坏、社会失范等,需要予以妥善应对。

总之,现代化是一场系统性的变革,不同国家现代化的起因、动力、次序、速度存在很大差别。在一些国家,现代化是原发性和主动性的,在另一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一开始则是继发和被动的。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阶段,现代化的推动和领导力量也存在很大的差别。因此,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呈现出了复杂性和多样性。但是白马仍是马,多样性并没有抹杀现代化在前述各领域表现出的基础共性。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表观分析

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有其时间上的起点、空间上的承托。直观地看,中国式现代化顾名思义是发生于中国的现代化,但从类型学意义上看,又不仅仅是发生在中国的现代化,而是存在一系列表观和内在的特征,使之能够与发生在其他国家的、发生在中国其他时期的现代化加以区别,展现出高识别度的面貌。[1]

中国式现代化仍是进行和发展状态,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划分中国式现代化的时间起点?潜在的选择有多种,各有合理性。一是把新中国成立作为起点,中国共产党开始全面领导中国的现代化。还有一个值得考虑的选择是把中国共产党诞生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时间起点。因为也正是从那时候起,中国现代化的目标、手段和策略、道路选择、发展主线开始发生本质的变化,也带来了截然不同的现代化结果,本文选择第二种观点。[2]从1921年至今,中国式现代化经历了百年历程,可以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建立新中国。这一阶段是中国共产党从弱小到强大,取得全国政治领导权,实现国家和民族独立,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民族国家的建立本身就是重要的现代化特征。在此过程中,不仅有军事斗争的胜利,也是中国共产党将自身政治、经济、社会理想付诸实践,并由局部推向全国的过程。

第二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夕。在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依托庞大而严密的组织体系,建立了中央到地方、从沿海到边陲的政府体系,开始全面领导和推动现代化建设。现代化整个国家开始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和规模动员资源、改造经济体系、重塑社会和文化、建立强大的国防。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面临严峻的内外形势,战争与革命在相当长时间里仍是主流意识,斗争思维深刻影响了政治体系运行的底层逻辑。依托大政府,以计划和运动的方式推动现代化建设,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点。这一阶段的现代化取得了巨大成就,建立了具有现代特征的工业体系、公共服务体系和福利体系、国防体系,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也被深刻重塑。但是在现代化探索和实践过程中,也付出过沉重的代价,在很多领域现代化的水平还很有限。

第三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以来至今。在政治上,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要素被引入和实践。经济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但是政府的作用没有被排斥,而是逐步磨合和优化。在社会层面,个人的权利得到更多尊重和保护,在迁徙、就业、婚姻、社交以及阶层流动等方面拥有更多自由,文化和观念更加多元。在与世界的关系上,变得更加平和、包容,形成更加广泛和紧密的联系。在现代化实践过程中,有顺境也遭遇过逆境,但实现了总体的快速进步。

定义中国式现代化,显然不能把中国这百年历史进程事无巨细全然包括,也不能是一切属于现代化范畴的事物的简单加总,而是要抓住其内在属性。[3]亚里士多德提出一个观察界定事物的方法,包含十个方面,即物质、数量、质量、关系、地点、时间、位置、做什么、有什么、受影响。这个方法并不完美,好在直观易懂,并且确实抓住了事物分类和界定的一些重要方面,可以用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考察。[4]

纵观中国百年现代化史,可以直观地识别一些显著的特征:一是规模巨大。突出表现在人口上,同时也表现在地域的广袤上,以及经济社会活动的规模上;二是多元复杂。中国的现代化不是发生在高度同质性的城邦社会,也不是民族结构和文化相对单一的民族国家,而是地域和民族文化高度多元且存在巨大差异的社会;三是历史厚重,五千年文明史、两千多年大一统,在空间和时间上基本保持了延续性,文化积淀深厚,历史包袱沉重;四是高速发展,按照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引用的、由拉西特所提出的现代化门槛指标,[5]中国大概在2010年左右就已经实现了全部门槛指标,这离新中国成立仅60年左右,离中共成立也不到90年。考虑到中国的规模和复杂性,中国现代化的速度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五是全面彻底,发生在中国的现代化,同步席卷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各领域,并且都带来了实质性和趋势性的变化,这在全球现代化史上都是罕见的。以上特征,实际上反了中国式现代化在数量、结构、地点、时间、位置(运动)的特点,属于表观特征,是对一般观察者来说不太费力就可以捕捉和理解的信息。

以上对中国式现代化表观特征的概括,是一种实证描述而不是规范判断。但是,从这些表观特征中,又有可以在价值上发掘的地方。在起点低、复杂、历史包袱沉重的国家,快速、全面、彻底地推进现代化,从人的发展以及人类文明史的角度看,是成就巨大且罕见的,对中国自身以及全球的发展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机制

但是,表观特征不足以说明中国式现代化在质上的特性。表观特征只是呈现出来的样貌,但不能说明其背后的机制性和具有必然性的原因。可以借鉴和拓展亚里士多德的问题框架,对中国式现代化做更深入的考察。譬如,中国式现代化都有哪些推动力量,谁是领导力量?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可能,是以何种方式实现的?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其他国家现代化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未来会朝何处去(方向和目标)?哪些因素会影响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等等。只有理解这些问题,才能对中国式现代化有质的把握。

在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时,最为关键就是谁是主要推动和领导力量的问题。现代化进程是各种力量合力推动的结果,有正作用力,有反作用力,有领导力量,有主导力量,也有各种参与和支持力量,如何整合这些力量十分关键。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上,不同社会的主导以及领导力量存在很大的差别,譬如英国的资产阶级新贵族、德国的容克地主、日本支持倒幕还政的贵族和武士、土耳其的军队,等等。在中国,最关键的因素是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领导。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活跃而有影响力的变量。特别是1927年之后,与国民党政府以及侵华日军的长期革命斗争(不仅表现在军事上,也表现在广泛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决定了新中国的根本面貌。在新中国成立后,更是成为中国现代化自觉、主动的领导力量。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实现对中国现代化的领导,又是由其内在特点决定的。这是由马列主义武装的政党,具有强烈的现代化意识和自觉,[6]重视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展,强调公平正义,反对压迫,以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不仅如此,党的组织方式、决策机制和实践策略,使之具有强大的行动力和执行力,并能够在实践中不断学习成长,丰富完善其现代化的理念和建设实践。

现代化的实现方式也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是否能有效整合、领导、激发现代化的推动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方式,力量总是通过方式来展现。现代化首先是一个实践命题,方式实事求是,现代化的前进就顺畅,反之则容易遭遇挫折。中国现代化的实现方式,也是上下求索、反复求证、不断优化的过程,需要把握生产力与生产方式变革的趋势,把全体人民的发展需求内化为政策,最大程度凝聚共识,团结各种积极力量,推进现代化的进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则是十八大以来在现代化实现方式上的新探索。

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的组成部分。中国的现代化并不是自发产生,在初期具有被动、继发的特点。在实践过程中,又逐渐从主动追求、学习跟随,到主动追求、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再到全面提升、局部赶超甚至引领。中国从世界其他国家现代化经验以及互动中受益,中国的现代化也为世界的现代化提供巨大的助力。

中国式现代化的方向和目标随时间和环境动态变化,不同时代需要回应不同的主要矛盾,但根本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从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再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与时俱进的过程。中共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新构想和新要求。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实践命题,存在于真实世界,其进程以及结果不可避免受各种因素影响。具体而言,包括但不限于科技进步、产业变革、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和进程、国内社会形态观念结构和利益诉求、人口与资源环境条件等诸多复杂因素,既有挑战也有机遇。这些因素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是利是弊,并不是先天和内在决定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因应方式。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选择,受这些因素影响,又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集全民族的力量予以妥善应对,化弊为利,实现更高水平的现代化。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式现代化所呈现出的表观特征,与中国共产党作为推动和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以及现代化的实现方式、方向目标以及影响因素,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具有整体性,不可以机械分割。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种现代化类型为什么能成立、为什么能取得巨大的成、其未来的前景,也都与这些因素紧密相关。

中国式现代化仍是进行时,其成熟状态以及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尚未完全展现,这是一个演化的过程。从过去百年实践看,中国有可能走出一条独特的现代化新路,并有可能在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实现高水平的现代化,这必将对中国以及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当然,这一远景目标的实现,需要全社会凝聚共识,同心合力,排除干扰,积极作为。

以上亚里士多德式的考察,可以为当下中国式现代化的讨论提供理论补充和实践启示。但是,如前所述,这一框架并不完美。两千多年前的理论与当下人类社会迅猛的发展实践比,无疑有很多方面的忽略和欠缺,比如对结构和动力机制的考察、现代化议程优先序等。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都在快速发展,罗荣渠、何传启、钱乘旦等很多中国本土学者也取得了诸多重要的成果,这些都可以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拓展提供重要支撑。本文的分析也旨在抛砖引玉,期待更多的学界同仁参与相关讨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助力。

(本文文责由作者自负,不反映所在单位的观点)

参考资料:

[1]中国式现代化仍是一个进行时,其结果和走向有一定的趋势,但其成熟形态将是一个演化的过程,由内外多重因素塑造,就像自然演化中塑造物种一样。

[2]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进入中国要更早,而且中国的现代化是现代化在全球展开的局部和阶段性现象,这样一个时间边界的划分,只是众多可能中的一种,它具有识别上的便利,但绝不是要将这段历史与中国更早的现代化探索和实践割裂开来。

[3]当然,可辨识本身不应该成为目标,或者以此助燃盲目的热情和自豪感,而是为探究这些特征与现代化结果之间的关联,为更好更快实现现代化提供助力。

[4]除了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以及胡塞尔等哲学家都提供了可供分类的思想方法,限于篇幅,本文不作赘述。

[5]这一系列指标是英格尔斯在1983年访华演讲时引用的,基于拉西特的研究,但是在我国长期以“英格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为人熟知。其内容大致包括: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以上、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低于15%、服务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在45%以上、非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例在70%以上、成人识字率在80%以上、在校大学生占20—24岁人口比例在10%—15%以上、每名医生服务的人数在1000人以下、婴儿死亡率在3%以下、人口自然增长率在1%以下、平均预期寿命在70岁以上、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在50%以上。北京大学谢立中教授对此有专门的讨论。

[6]从1954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始,就明确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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