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变形记：一道伤为什么69年都没有愈合

澎湃新闻

    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9周年纪念日，而当年战场上互为敌手的中日两国，也再次走到了一种危险的对立状态。在这个时候，了解对方的想法，就显得尤为重要。日本对二战的态度为何总有反复？他们怎么看待今天的中国？这些问题在暗中决定着今天中日关系的走向。

    日本人眼中的二战与中国

    日本人对于二战及其结果的看法和很多国人想象的并不相同。

    在今天的日本，对二战的讨论有“去是非化”的倾向：似乎二战和一战等帝国主义争夺战并无本质的区别，甚至是“优等生”日本将亚洲从白人手中“解放”出来的正义之战，日本成为“恶人”仅仅因为是战败了，被剥夺了自辩权。这当然是错误的思维，但对于将明治维新之后的历次战争与日本“富国强兵”之路相联系的一部分日本人来说，这才是一种“正确”的非“自虐史观”。

    而对于被迫投降，日本人始终认为是被美欧国家打败，而不是输给了中国。日本雅虎网站上关于中国纪念抗战胜利的新闻下，90%的网友留言都是抨击的意见，“日本是败给美国，不是中国”之类的意见占据了大多数。

    正因为始终存在这种“不服气”的思维，日本对中国的态度也发生了多次反复。战后中日分属苏美两大敌对阵营，尖锐对立。70年代后期，因为对抗苏联扩张的需要，日本和美国一起，成为了中国事实上的盟友。出于对侵华的负疚感，日本认为有责任帮助中国发展，不久开启了对华大量援助（ODA）的历史。进入21世纪，中国开始崛起，中日之间却进入了“矛盾多发期”，尤其是到了2010年。这一年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中国GDP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另一件是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的爆发。尽管这两件事自有复杂的背景，但在日本人看来，就代表着拿了日本援助的中国崛起后开始“欺凌”日本了。

    更麻烦的是，随着中国崛起带来的民族自豪感的回归，日本越来越担心中国会向日“复仇”，而在他们看来，中国的爱国教育完全是“反日教育”的代名词，在这种“仇恨教育”中长大的中国人，早晚会向日本报复。

    笔者在日本生活时，一位日本女生（她的男友是中国人）就曾告诉笔者，在和中国人恋爱前，她始终对中国人抱有恐惧，即使交往后，她也没敢把此事告诉家里和朋友，担心别人的“误解”，这还是发生在中日关系不算最坏的2009年前后。

    “仇日”情绪到底体现在哪里

    应该认识到，日本对中国的看法存在着片面性。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共同体”认同的形成，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完成的，而在此过程中重要的“他者”正是侵略者日本，因此，日本被作为中国爱国教育的“靶子”，更多是出于一种历史的事实，并非刻意煽动“仇日”情绪。对于今天的日本，大多数的中国人还是能保持一种理性的、甚至是学习的态度，所谓的“仇日”情绪，往往是在网络或是游行“打砸抢”氛围中，被周围群体激起的一种“集体的癫狂”，在正常生活中，是极少存在的。

    不过，国人对日本的认识也存在偏差。诚然，由于战后美国的纵容，日本政界和媒体始终存在为“二战”翻案的声音；但作为日本国民的大多数，对于战争给邻国带来的伤害还是承认的，“决不再战”也是社会的主流民意。可以说，由于原子弹等带来的惨痛经验，在普通民众中，无条件甚至“无原则”的“和平主义”是普遍存在的。

    在安倍一意孤行解禁“集体自卫权”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担心其会将日本带入战争而站出来反对，这对安倍形成了远比中韩抗议更大的制约。另外，日本已经是高度老龄化社会，其人口甚至出现了缩减，同时日本也不存在二战时无法通过和平手段获取资源的情况，日本并不存在对外扩张的动机。仍用旧有的眼光判断日本社会的民意，就会出现偏差，甚至人为推动双方对立。

    法德可以和解 中日为何不能

    既然中日都不存在“致对方于死地”的想法，为何两国无法像欧洲的法德那样实现民族和解，而是一步步走到了今天的敌对状态？马立诚先生认为，可能是发展阶段的差异，以及中日民族主义飙升的原因。这当然有其见地，但从心理建构的角度说，最主要的原因，是对对方的心理定位发生了变化。

    中日并非没有出现过法德那样的机遇。2009年，鸠山由纪夫和小泽一郎率领的民主党首次夺得政权，很快就提出实行更加独立于美国的外交、安保政策，加强和中国等亚洲邻国的关系的新主张。事实上，日本自明治时期起，就存在联合中国等亚洲邻国，共同对抗欧美列强的“东亚共同体”的思想，这次再次提出，是在中国重新崛起，而美国因次贷危机相对衰落的背景下，日本统治精英中一派在探索国家发展道路中作出的一次重大尝试，目的是帮助日本在变化了的世界格局中重新定位，其中不乏“联华入亚”的大胆构想，如果实现，可以说就是亚洲版的“法德和解”。

    可惜，结果并不如愿，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鸠山本人不得不在冲绳基地等问题上屈服，并最终黯然下台。在随后同为民主党的菅直人政府时期，中日之间爆发了钓鱼岛撞船事件，两国从此渐行渐远，最终走到了今天的对立局面。

    如前所述，钓鱼岛撞船事件及之后中日的冲突，完全改变了日本国民对中国的心理预期。如果说之前中国的经济腾飞主要被看成机遇，从那以后，日本人更多地看到了中国对日本威胁的一面，中国越来越多地被看做在亚洲对日本地位的一种挑战。在这一过程中，中日的“敌手”关系成了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双方互相的猜忌促成了削弱对方利益的行为，这种行为反过来又加剧了彼此的不信任和对立。时至今日，安倍政权已经发展到“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的地步，拉拢菲律宾、印度等国共同反华，而这又进一步加剧了中日之间的对立。

    解铃还须系铃人，要改变中日今天的敌对关系，必须改变国民的心理预期。日本的民主制度正是对安倍等保守势力的制动阀，当日本社会民意重新回归理性认识中国的时候，安倍政权利用对华恐惧推动“修宪”的伎俩就难以成功，也就不得不像其第一次任期时那样，主动坐到对华谈判桌上来。

    为此，我们可以做的是，更加努力地向日本国民说明中国的意图，避免“中国想要报复日本”之类的认识成为日本国民心中不去的“刺”；同时，尽力向中国国民展现一个完整的、全面的日本，让鼓吹仇恨的声音没有生长的土壤。只有这样，才能逐渐消融两国国民心中已经形成的“冰山”。这不会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但却是中日关系改善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