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评社

与会者合影

中评智库基金会、中国评论通讯社不久前在中评社香中评智库基金会研究员港总部以及通过腾讯线上会议室举办座谈会，邀请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助理教授吴维旭、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助理研究员张萌、华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李仕燕、台湾资深媒体人徐和谦、台湾资深媒体人张钧凯、中评智库基金会研究员郭至君、中评智库基金会研究员林艳与会。座谈会由中评智库基金会研究员束沐主持，与会者围绕对台方略和“一国两制对台方案”，各自给出了独到的见解。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12月号以《中评青年论坛：“对台方略与两制方案”的青年求索》为题，详细刊登了与会者的发言。

文章内容如下：

束沐：开场白

各位青年学者，大家好！今天很荣幸担任主持人，邀请各位参加第十二届中评智库青年论坛。8月10日大陆国务院台办、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了《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引起两岸和国际舆论高度关注。最近我们又看到两则新闻，一则是美国参议院外委会刚刚通过了“台湾政策法案”，另一则是大陆军舰在花东外海形成了“轮班常驻”的“新常态”。可以说，近几个月来的台海战略态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是此次论坛的背景。

因为疫情的缘故，这几年来我们很难组织线下论坛，此次邀请大家在线上相见，机会格外宝贵，希望各位畅所欲言。今天的论坛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请各位依序发言，第二阶段为自由讨论。首先请北京的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助理教授吴维旭发言。

吴维旭：丰富“两制”内涵为统一后涉台治理奠定基础

今天非常难得由中评社发起和组织两岸三地的青年学者在线上讨论。自从今年8月佩洛西窜台之后，关于“一国两制”和台湾问题的讨论非常多，成为相当热门的话题。

两岸统一面临的基本问题与矛盾

大家都知道，1993年至今中央政府已经公开发表了三份具有历史意义的对台白皮书，系统性地阐述了两岸关系既存问题和政策方向，重申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事实和现状，体现了大陆对台政策的一贯性、连续性、稳定性与坚定性。

吴维旭

当前两岸关系局势的紧张，不只是从今年佩洛西事件和“台湾政策法案”在美国参议院外委会通过，在这之前两岸关系就存在一些基本的问题和矛盾，并未因近期外部势力介入而出现本质性的变化。这些问题和矛盾具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我尝试做一些归纳：

第一个矛盾，是统派力量在台湾内部逐渐式微。2000年之前，台湾当局所有两岸关系论述都表态要追求两岸“一国”的终极统一，但自李登辉执政尤其是民进党上台之后加速操弄“去中国化”，世代更替下台湾中青年世代的“中国”国家认同持续偏低，虽在族群与文化上多数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但台湾地区在法理、教育上基本完成了本土化的意识形态构建。2008年两岸开启大交流、大融合并取得显着成就，但2016年民进党执政后拒不承认“九二共识”，“挟洋谋独”，污名“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压制打击统派力量，岛内统派力量的内生性存续资源受限。

第二个矛盾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统一大趋势，与台湾主流社会或民众“拒统”态度之间的矛盾持续存在。其主要原因在于历史演进与人为建构下的两岸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对立。其一，大陆长期受到西方意识形态所谓“制度优越论”挑战，西式“自由”、“民主”等理念在岛内容易形成跨越代际的思维定式；其二，台湾当局数十年间持续地推行反共教育，强化对大陆制度的贬低宣传；其三，1949年至今，两岸社会制度，包括政治、经济、社会诸多体制客观存在明显差异，这也是“一国两制”必须要面对的现实难题。

第三个矛盾是，在岛内体制性的两大党政治生态下，民进党在台湾行政、立法、地方基层、社会组织、意识形态领域均有不可忽视的“基本盘”与影响力，对未来政治谈判或和平统一进程可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可小觑。而国民党尽管坚持反“台独”立场，但其在维护“中华民国”法统与“拒统”方面与民进党有较明显的共识，且当前国民党的台湾本土化程度越来越高。两岸近几年的“冷对抗”也正在使马英九执政8年两岸共同发展的制度化成果明显衰减。

第四个矛盾是，台湾经济对大陆虽已初步形成结构性依赖，但尚未到“完全依赖”的程度，台湾经济有一定的自持力。当前两岸经贸主要由台商赴大陆投资拉动，台湾企业与产业的国际化程度较高，在市场、技术、原材料与关键设备等方面与全球经济存在较强连结，且这种结构性依赖在岛内政治领域的“溢出效应”相对有限，且受到岛内政治、社会其他议题的牵制。最近几年大陆方面虽然对台政治、军事压力空前提升，但台湾经济表现尚可，这就使大陆对台经济“制裁”的威慑性效应未必彰显。

第五个矛盾是，美国一直为台湾游离于祖国之外提供政治安全保护，这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大外部障碍。美国对华遏制显然具有长期性，美国等外部势力在台湾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科技、意识形态等领域长期经营与渗透。美国虽承认一个中国政策，但其所谓的“战略模糊”、“维持现状”政策已经向台湾明显倾斜，尤其随着中美战略博弈冲突升级，包括加速“以台制华”的国内法律建构、所谓“正常化”对台军售、强化东海与南海的对华军事行动、拉拢台湾实施供应链“去大陆化”、“外交”挺台等，挑动怂恿民进党当局挑战大陆底线。

应坚持统一后台湾“高度自治”的已有承诺

在上述背景下，我想表达的是，大陆方面还是要有战略定力，坚持和平统一、高度自治的已有承诺。第三份白皮书发布后，大家都在讨论我们原有的对台“高度自治”是否要调整？是否要做与时俱进的变动？我个人认为，这里面存在一个“变”与“不变”的考量。我们的一系列的对台承诺体现在历任领导人的对台表态之中。目前来看，“两制”台湾方案现在必然面临对已有政治表态或承诺的再思考。

以我个人角度而言，这是一个当下众说纷纭的问题，也是一个探索“台湾方案”时必须要予以厘清的问题：我们所追求的“和平统一”是一种基于自身实力消长的权宜之计？还是基于一种国家长期稳定发展的价值观念？

如果是一种权宜之计，随着两岸实力的此消彼长，大陆改变已有对台承诺契合实力逻辑。但若仅将和平统一视为权宜之计，则会使大陆追求和平统一的诚意与可信度打折扣，进而可能会增大实际上和平统一的难度。对和平统一的意愿和决心，在目前背景下应该并没有发生本质上的调整或改变，和平统一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共同利益最大化的现实需要。

所以，今天大陆坚持和平统一方针的逻辑是建立在更大格局之上，即中国基于自身实力与自信，为人类相关问题的和平解决提供中国方案。坚持和平统一的方针，不应因台湾地区领导人变化而变，不会因域外势力介入而变化，也不会因大陆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强而轻易改变。坚持和平统一的基本原则，不仅是基于实力的自信，还包括如此契合现代价值观。

与时俱进推进两岸融合

未来无论以什么方式实现统一，两岸融合的基础性工作必须要做。鉴于历史的局限，“一国两制”设计的初衷“井水不犯河水”也有其局限性，突出地表现在强调两岸制度差异，对两岸经济和社会融合认识不足，这与当时两岸经济差异较大、大陆改革开放程度不够等均有关系。在过去一段时间，香港社会经济在其发展进程中所遭遇的各种问题也显现出“一国两制”在港实践过程中各方（含外部势力介入）的利益博弈。

因此，在探索台湾方案时，应要根据两岸的发展状况和未来趋势，丰富“两制”的内涵，处理好“两制”并存与经济、社会融合的系列问题，为统一后的台湾长远发展奠定制度基础。有别于香港在“一国两制”实践初期与内地社会经济融合的主观与客观限制，两岸之间在过去三十多年间已形成密切的经济与产业联系。统一前与统一后两岸都应持续加深经贸与产业合作，其中主要以市场经济的方式或手段，建构或加强重要产业领域的资本与技术合作，推进包括能源、交通、网络等传统与新兴基础设施联通等的经济社会融合，确保统一过程中的台湾经济安全与社会稳定，这也有助于台湾内部民心的回归，降低未来“两制”运行的交易成本。

新出台的白皮书也明确提出了类似的远景。统一前，两岸在融合发展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也积累了一定基础，今后应该实事求是地在既有基础上，继续做该做且能做好的事情，不应被舆论场上的喧闹浪花所干扰。以上是我的简要报告，谢谢！

束沐：感谢吴教授具有历史广度、政治高度和理论深度的发言。吴教授提到了坚持和平统一事关现代价值观，我相信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涵，“两制”台湾方案一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方案。接下来，请中评智库基金会董事长助理林艳研究员发言。

林艳：香港经验对“两制”台湾方案的三点启示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因为我的新闻业务工作主要是聚焦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所以今天我想结合对香港“一国两制”实践的观察和体悟，谈谈香港经验对“两制”台湾方案的启示。

众所周知，“一国两制”是过往人类政治实践中前所未有的创举，其最初构想是源于解决台湾问题，但最先应用到解决香港回归问题上。虽然，台湾问题有其特殊性，“两制”台湾方案也不可能是香港模式，但我认为，“一国两制”在香港长达25年实践所形成的经验是具有规律性和普遍性的，可以为“两制”台湾方案的探索以及未来“一国两制”在台湾的行稳致远带来重要启示。在这里，我想重点就香港经验对“两制”台湾方案的启示分享三点不成熟的浅见。

要有适当的法律制度安排  确保有效维护“一国”原则

习近平主席指出“一国”是根，根深才能叶茂，“一国”是本，本固才能枝荣。“一国”原则愈坚固，“两制”优势愈彰显。我们知道，实施“一国两制”的首要目的，是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因此，我认为，香港经验对台湾方案设计的第一个启示是要有适当的法律制度安排，确保在现实中能够切实有效地维护“一国”原则。具体而言，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设计安排：

林艳

一是有必要派遣军队驻台。大家可能也都注意到，在最新发表的台湾问题白皮书中不再提及台湾“可保留军队”，也没有了前两份白皮书中所提到的“中央政府不派军队和行政人员驻台”，这也引发了台湾社会关于是否会驻军问题的高度关注。事实上，香港回归谈判时期也曾有过这样的讨论，邓小平在当时则是给出了非常坚定的回答，驻军是维护国家领土的象征，也是国家行使主权的体现，更是香港稳定和繁荣的保证。25年的历史也一再证明，驻军是“一国两制”的定海神针。我认为，从台湾实际情况来看，在统一后派遣军队驻台是必要之举。这是因为“台独”势力对于两岸统一的结局并不一定会善罢甘休，而台湾军队也已形成一定的规模，加上外部势力的鼓动和挑唆，由此可能引发的风险是不可控的。因此，只有实现两岸防务上的统一，才能真正消除两岸人民心中的担忧。

二是台版国安法不可或缺。从香港经验来看，预先配置好一部保障国家安全的法律至关重要。由于香港回归以来，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迟迟未完成，使得香港在保障国家安全方面出现了法律上的“真空”，从而导致“港独”等本土激进分离势力的活动不断加剧，因此有了2019年的惨痛教训。港区国安法的及时出台实施，不仅使得那些危害国家安全的反中乱港分子以及组织受到法律的惩治，香港社会也因此重回了正轨。必须看到，相比“港独”思潮，“台独”势力由来已久，在台湾社会根深蒂固。可以想见，回归后的台湾将面临更加严峻复杂的挑战，“台独”本土派和外部干预势力必然会加以挑衅和破坏。因此，为了避免统一后的台湾重蹈香港覆辙，以及给地方动乱留下不必要的隐患，我建议在台湾方案设计中应该提前考虑配置一部台湾地区的国安法。

三是必须落实“爱国者治理”。从香港经验来看，守护好管治权，并且将其牢牢掌握在爱国者手中，是香港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不可否认，正是因为香港回归以来没有全面落实好“爱国者治理”原则，才导致了一些反中乱港分子和国际反华势力的政治代理人有了空子可钻，有机会进入到了特区治理架构和政权机关，从事危害国家利益以及损害香港繁荣稳定的活动。因此，我认为，在台湾方案设计中应该以此为鉴，提前确立好全面落实“爱国者治理”原则。一方面，这是基于台湾客观现实的需要。必须看到，在民进党长期执政下，台湾社会已经严重绿化。因此，即使台湾回归祖国，也难以确保公职人员的政治立场，正如香港公务员队伍中至今仍有“黄丝”一样。另一方面，这也符合世界通行的政治法则，政权必须掌握在爱国者手中，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人民会允许不爱国甚至卖国、叛国的势力和人物掌握政权。

要积极构建“人心回归”工程  尤其要抓好教育监督权

我认为，香港经验带给台湾方案的第二个启示是要及早开始推动人心回归建设工作。从历史来看，香港曾受到过英国长达一百余年的殖民统治，而台湾也经历过数十年的日本殖民统治以及两岸隔绝状态。在不同意识形态的影响下，香港和台湾即使实现法理回归，也仍然面临着人心回归的艰巨任务。当然，二者任务的主要特点各有不同，香港需要重点解决港人国家意识观念淡薄以及提升国家归属感的问题，而台湾则需要因应根深蒂固的台湾主体意识，重新构建国家概念认同。

实事求是地说，争取人心回归工作知易行难。香港回归已经长达25年，虽然一直在努力推动人心回归的工作，但香港社会至今为止仍然还存在恋殖情结、“港独”思潮等问题。这也深刻揭示了一个社会规律，即社会意识发展变化与社会存在发展变化具有不完全同步性，而且社会意识的发展具有历史继承性，有时社会意识的变化要落后于社会存在的变化。上述这些特点，也决定了人心回归工作的复杂性，它是一个长期的分阶段的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越早开始思考统一后的台湾人心回归工作，越有助于早日完成这项任务。我相信，在两岸融合发展中特别突出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其中一个用意也是为了促进人心融合。

虽然人心回归涉及方方面面，但我认为最关键的还是要从教育上解决问题。不可否认，“一国两制”实践在香港教育问题上出现过重大失误，由于香港回归后未及时在思想教育领域推行“去殖民化”工作，加上英美新殖民主义对香港师生、教学内容、教学活动的渗透。因此，香港校园长期出现了“问题教材”歪曲祖国和香港历史，丑化民族英雄和美化殖民侵略者，“黄丝教师”教唆香港青少年抗拒内地、弱化国民身份认同等乱象。也许大家也留意到一个现象，香港很多社会运动中冲在最前线的大多数是回归后的香港青年，这也恰恰是香港教育荼毒青年一代的真实写照。当然，随着近年来香港教育的拨乱反正，这样的局面正在逐渐好转，但要彻底改变仍需一个过程。

我认为，台湾应该要避免重走香港的弯路，因为台湾教育的拨乱反正任务更加艰巨。必须看到，由于民进党当局长期在教育中推行“去中国化”，所谓的“天然独”实质就是“教育台独”的产物。不论是陈水扁时期把台湾史脱离中国史而独立教学，还是蔡英文时期把中国史并入东亚史，让学生误以为中国与日本、韩国一样，都是台湾的“邻国”，其目的都是为了向台湾青年形塑两岸是“一边一国”的错误史观。因此，在台湾方案设计中有必要借鉴香港的经验教训，要明确中央对台湾教育的监督权。

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  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台湾地区独特优势

长期以来，由于“一国两制”在台湾社会受到污名化，民进党当局甚至将“两制”台湾方案抹黑为“并吞台湾”，因此也导致了不少台湾民众对统一后台湾发展空间会被压缩等问题的担忧。事实上，如果深入理解“一国两制”内涵，就会知道“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是中央对“一国两制”事业的要求，而充分发挥资本主义地区的独特优势自然也是“一国两制”的应有之义。我相信，在“两制”台湾方案的设计中，不仅会通过制度安排继续保留台湾独特地位和鲜明优势，而且还会随着台湾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而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提升。

以香港为例，香港回归25年来，中央不仅持续支持香港巩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等传统优势，维护自由开放规范的营商环境，保持普通法制度，同时，国家还特别为香港规划了经济蓝图，陆续确定了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中国海外资产和风险管理中心、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国际航空枢纽、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等新定位。此外，还在大湾区建设和“一带一路”建设两大国家战略中特别谋划香港的独特功能定位。香港也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对接国家发展战略中，实现自我优势的再升级、再创造，同时为香港经济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能。

和香港一样，台湾自身也有很多的优势，包括自然条件优越，交通运输便利，高素质劳动力众多，半导体芯片产业研发技术位居世界前列等。参照香港经验，一旦实施“一国两制”，大陆不仅会支持台湾地区继续保持并充分发挥这些优势，而且会为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后盾和有力支撑。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在回归之前就已经深度参与国家发展，而台湾在回归之前与大陆经济合作相对有限，《两岸服贸协议》以及《两岸货贸协议》至今尚未生效实施，这也意味着统一后两岸经济合作存在更大的潜力可以挖掘。比如，以台湾半导体芯片产业为例，台湾有成熟的技术优势，而大陆则有芯片不可或缺的稀土、天然砂等资源优势，更有主要市场优势，两者结合起来势必产生巨大的乘数效应和经济红利。我相信，随着两岸的共同发展，台湾民众的生活也能在“两制”台湾方案下越来越好！

历经过去25年的丰富实践，“一国两制”已经由一个新生事物发展成为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所具有的13个显着优势之一，我们对它有了更加深刻的规律性认识，这也为我们更好地解决台湾问题奠定了坚实基础。正如白皮书所说，在两岸同胞致力实现和平统一的过程中，“两制”台湾方案的空间和内涵将得到充分展现。我相信，在香港模式基础上，“两制”台湾方案将会有更加完善、更加创新的安排与设计。“一国两制”的优越性一定会在未来的国家统一、国家治理的进程中更加充分彰显出来。以上是我个人的浅见，请各位批评指正，再次感谢大家的聆听！

束沐：感谢林研究员。她的发言一是抓住了主要矛盾，也就是“一国”与“两制”的关系；二是抓住了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就是如何维护和巩固“一国”原则的问题，而香港在这个问题上走过一些弯路，林研究员提出了敏锐、具有政治高度的观察，并对“两制”台湾方案提出重要建议。接下来请台湾资深媒体人钧凯兄发言。

张钧凯：新版白皮书是北京对统一谈判的政治刍议

大家下午好，感谢中评社和中评智库的邀请，很高兴和大家在线上相见。中共二十大召开前夕，台湾对二十大后大陆对台部署和两岸关系格局都非常关注，所以今天聚焦第三份白皮书是相当有意义的。我从五个方面分享个人的观察：

白皮书发布时间点：顺势而为、操之在我

《白皮书》作为代表官方制定发布的阐明与执行的规范报告，具有政府文告的性质。解读《台湾问题与新时代统一事业》白皮书的第一步，不妨先瞭解一下前两份台湾问题白皮书的来龙去脉，从而有助于理解第三份白皮书的现实重要性。

张钧凯

1993年9月1日发布的《台湾问题与中国统一》白皮书，这一年还处于两岸开放民间往来与官方尝试接触的“摸着石头过河”时期，但可视为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个转折点。白皮书发布前的4月27日至29日，两岸在新加坡实现了历史性的首次“汪辜会谈”；不过李登辉政府也在同年6月决定开始争取“参与联合国”，所以可以看到，第一份台湾问题白皮书，在原则上说明了北京解决台湾问题的立场与主张。重点放在了第五部分“国际事务涉及台湾的几个问题”，就外交关系、国际组织参与、国际通航、出售武器等问题，表明中国大陆官方的见解，其实也是应对当时李登辉政府在国际事务场域试图发起的突破与挑战。

2000年2月发布的《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白皮书，针对性也极为明显且强烈。发布背景是1999年7月李登辉在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时发表“特殊两国论”，同年5年已在台湾政坛站稳地位的民进党也通过了《台湾前途决议文》，“台独”对两岸关系的冲撞来势汹汹，那时台湾政治格局也预示了台湾大选结果，不得不对民进党可能首次执政预作准备和表明立场。第二份台湾问题白皮书16度直接点名李登辉，明确将其定调为“台湾分裂势力的总代表”。与此同时，第五部分也针对当时甚嚣尘上的“两国论”、“台独公投”、“两德模式”与“民主和制度之争”等论调进行批驳。

比较前两份白皮书之后，再来看时隔22年之后，北京再度推出第三份台湾问题白皮书。看似出现在眼前的是佩洛西访台所带来的中美与台海动荡，但细读全文，便可看出与前两份白皮书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不再是针对一时政治事件与周折所给出的应对性文件，势必经历了很长时间的铺垫，并在现在这个最合适的时间点拿出台面。

所以我认为，从第三份白皮书的发表时间点，能够看得到大陆在台湾问题上的“顺势而为”，以及对话调性的“操之在我”。

“两制”台湾方案后大陆再次谈判呼唤

还需要注意到，这份白皮书之于中共启动实质统一进程的节点位置，介于2019年初习近平倡议“两制”台湾方案，与2022年10月16日“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写进中共二十大报告之间。白皮书强调了“两岸协商谈判可以有步骤、分阶段进行，方式可以灵活多样”，而“有步骤、分阶段进行两岸协商谈判”，其实早已写入2005年实施的《反分裂国家法》第七条。所以看得出来，大陆在2019年“习五点”开出了“统一谈判”的起跑枪声之后，子弹飞了三年半却等不到台湾方面的实质回应，于是再透过白皮书的形式发出“统一谈判”的再呼唤、再呼吁与再提示。

所以在此用意之下，这份白皮书所铺垫的最关键话语也就浮现了出来。不再像前两份白皮书言明“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什么都可以谈”，但又辩证地保留了更大的弹性空间，比如驻军、派驻人员问题等等。既然台湾方面对“两制”台湾方案置之不理，那么大陆就率先提出自己的统一版本，画出统一后的基本骨架，更预设好终局的基本安排。就像是先盖好了一间房子的结构与外观，这是不能更动的前提，但屋内隔间布置与装潢摆设，都可以再协商沟通，寻找出大家都能接受而且认同的铺排。

大陆版的统一草图：台湾特别行政区

在大陆画好的这张草图中，这幢房屋已定名为“台湾特别行政区”，我认为这是白皮书的一大亮点。过去大陆网民一直都会使用“台湾省”称呼，但白皮书里既不叫“台湾省”，更不可能沿用原名“中华民国”。也就是定名之后，北京将屋子的使用管理交给台湾，“在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前提下，依法高度自治”。

至于屋内的各种陈设，白皮书“设计师”拟出一套“空间和内涵将得到充分展现”的“台湾方案”，可以参考隔壁的“香港方案”和“澳门方案”，虽然香港这间屋子之前遭遇到不小的破坏，但白皮书提到已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进入由治及兴的新阶段。

我觉得台湾还需要注意到，“台湾方案”终究不是“香港方案”或“澳门方案”，最主要还是顾及台湾与港澳有很多不同之处，从而给出“台湾同胞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将得到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私人财产、宗教信仰、合法权益将得到充分保障”等承诺，“继续团结台湾同胞，积极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丰富和平统一实践”。

摆脱统独旧战场  限缩在“一国一制”或“一国两制”选择

接下来我观察到的是，白皮书在论述解决台湾问题方法的变化。刚才我提到，白皮书将台湾定位为“特别行政区”，这五个字就有弦外之音，事实上牵涉到北京对于解决台湾问题的战场，恐怕已经扬弃了过去的“统vs独”，而进一步转移或限缩到“一国两制”或“一国一制”的选择。有一位北京涉台学者提出一种新的思考方式，即大陆要转变对台论述，重要是让台湾意识到不是在“独、统、维持现状”之间选择，而是在“一国两制”还是“一国一制”之间选择。第三份白皮书的出台，已经清楚地看到北京在往这个方向转进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白皮书中“一国两制”出现次数达15次之多。

同时，根据香港问题的借鉴，在大陆看来，其主导的两岸走向必然划设在“一国”范畴之内，“台湾方案”则是“两制”之下，能给台湾人民提供最大、最广阔的弹性灵活空间。不过白皮书也把两者的关系界定得很清楚：“一国”是实行“两制”的前提与基础，“两制”从属和派生于“一国”并统一于“一国”之内。我想白纸黑字，大陆的态度也是表明得很清楚了。

留给台湾的时间不多了

最后一部分是关于我在台湾社会感觉到的一些温度变化，以及对台湾社会认识误区的体会。大陆在此时此刻推出第三份统一白皮书，除了重申基本立场与原则之外，把要点都集中在了勾勒出统一台湾的具体图景，不局限在统一前的两岸政治定位纷扰，也不受美国和西方“台湾牌”的干扰，按自己的脚步与节奏推进统一进程。所以我的感受是，大陆统一台湾“开弓已无回头箭”，用这份白皮书提醒台湾或民进党政府：“请系好安全带，我要踩下统一的加速油门了！”

在台湾主政者的影响下，可以预期台湾方面对这份白皮书或将视若无睹，或将之当作选举动员又捡到了一把枪。但两岸的学者都做出了示警，比如中国人民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王英津教授表示，“民进党当局越喊‘台独’，大陆方面就越高举统一大旗，所谓‘独’得越凶，大陆统得力度就越大、步伐就越快”。

至于台湾社会有何感受？8月军演两岸氛围紧张时，我在台湾收到很多大陆朋友微信关心“是否还好”，但我们看到周边氛围好像比较无感。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亲绿民调机构“台湾民意基金会”在东部战区军演结束后8月16日的调查显示，将近八成受访民众不害怕解放军军演，也有超过五成受访民众不相信大陆会随时对台发动战争，而且还刺激主张“台独”比例达到五成。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感受到台湾一些德高望重学者的忧心忡忡。比如“国安会”前秘书长、台北论坛基金会董事长苏起说，台湾社会的无感正是民进党政府想要的结果。当民众不怕，民进党当局推动“台独”就会走得更远，那就会对大陆刺激更深，可是台湾必须要思考，下一个巴掌打过来就更大，后果就更严重。

最后总结一下我的观察和思考：大陆发出“两制”台湾方案的“和统谈判”号召之后，并不会因为台湾方面的冷处理而停下脚步，而是再一次透过白皮书的形式，先在谈判桌上放了一份预设好“台湾特别行政区”的政治刍议，内容有软有硬，有权利也有义务，等待着台湾坐上谈判桌对面的椅子。台湾社会面对台海变局或无感，或冷淡，或不情不愿。但政治一向是现实的，如果台湾不做好直面的准备，就怕等到“有感”时，已是统一阵仗兵临城下的那一天。我先分享到这里，等到第二阶段发言再跟大家继续报告，谢谢大家！

束沐：谢谢钧凯兄的发言。之前有台湾学者提出过“大屋顶论”，但属于比较浪漫式的“联邦统一”设想，而钧凯兄基于白皮书做出了“屋子论”的比喻，给我们很多启发。下面请华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李仕燕老师分享她的观察。 

李仕燕：惠台措施具体实践为“两制台湾方案”提供借鉴

大家好，我的发言将从当前两岸对大陆惠台措施的共识和分歧的视角，展望“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如何从构想转化成为现实。选择这一视角，主要有两个层面的考虑，一是“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作为一项宏大的制度设计离不开具体落地的政策措施载体，而现阶段的大陆惠台政策是该项设计的先行实践。二是“摸着石头过河”是两岸交往35年最宝贵的经验。通过梳理双方在最具体的惠台措施上存在的共识和分歧，总结两岸融合发展的阶段性经验，可以为未来“两制”台湾方案的设计和执行提供经验借鉴。发言内容主要分为三部分，分别从学理上谈惠台措施、融合发展与国家统一的关系，梳理两岸对于惠台措施的共识与分歧以及展望“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由构想到现实的三个阶段和需要处理的四组关系。

惠台措施、融合发展与国家统一间的关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逐渐成为大陆对台工作的主要内容，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总体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大陆以惠台政策为载体，坚持以我为主、主动作为，推动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在制度层面落实“同等待遇”，在实践层面鼓励“先行先试”，为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提供先行经验。

李仕燕

从逻辑层面来看，国家统一是惠台政策最终的目标，也是高级别的融合发展。融合发展是基于实事求是的态度，既承认与尊重两岸社会现存的差异，又在持续推动国家统一的过程中，相互包容，并通过一系列的合情合理的制度安排，加速双向融合发展，最终形成在一个国家之内，彼此满意与认可的相处模式与生活方式。从这个角度看，融合发展是一个政策措施执行、完善与优化的动态过程，也是实现与落实统一目标的过程。经过三十五年两岸交流，可以断定，两岸经济社会的融合发展之路是不可逆转的。

从相互关系来看，惠台措施、融合发展、国家统一，三者既相互关联，又各有分工。“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作为顶层设计的高阶议题，既要提出实现统一的方式，也要提出解决统一后的治理方案，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及台湾“国际空间”等内容。融合发展则是一个中阶议题，避开了高阶的政治议题，聚焦在经济和社会两个制度建设。融合发展既符合当前两岸关系的现实，也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理论相吻合。惠台政策服务于国家统一的最高目标，又从属于融合发展，是相对低阶的具体议题。近年来大陆坚持以我为主，允许东南沿海省市“先行先试”，通过惠台政策将大陆和平统一的最大诚意传达到台湾民众身上，是大陆推动实现国家统一的新路径。

当前两岸对惠台政策的共识与分歧

自2018年首次推出“惠台31条措施”以来，大陆每年都以多部门共同发布的“组合拳”形式推出新的惠台政策措施。从效果看，“组合拳”的发布形式改变了以往由某一部门单独出台相关文件的“碎片化”形式，有助于在陆台胞与岛内台胞的直接查阅，避免政策因未被广而告知所闲置或受岛内媒体所误读的情况。但也必须承认，基于两岸双方差异化的认识，两岸双方在惠台政策措施的概念价值、影响成效与未来前瞻三方面，既有共识也存分歧。

首先是概念价值方面。大陆强调惠台政策是做好台湾人民工作的政策工具。通过惠台政策落实“同等待遇”，践行“两岸一家亲”理念，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在台湾，杨开煌教授认为，惠台政策已从以往天女散花式的让利转变为精准的惠民政策，是从以往间接落实的办法转为直接对口的新做法。张五岳教授认为大陆对台侧重点从“和平发展”转向“促统反独”，通过惠台政策达到“做台湾人民工作”，也适度“寄希望于台湾当局”。由此来看，双方共识都是要争取台湾人心。大陆立足于“以我为主”，一手集中考虑解决积累多年的台胞权益问题，一手提供新的政策助力在大陆的台湾同胞发展。台湾则更关注政策发布背景及具体做法，也会顾虑到台湾当局反应，探讨大陆政策背后对台湾当局的用意。而这一点可能与大陆学者的认知明显有所不同。

其次是影响成效方面。2018年以来，大陆学界通过多种数据发现新的“西进潮”，特别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再次涌现。即使在2020年疫情爆发后，两岸贸易数据也能印证两岸融合发展仍是稳中有进。同时，在陆台湾青年的社会融入程度逐步提升，这一明显现象也受到台湾方面的关注。此外，岛内更关注惠台政策对大陆台企“在地化”对岛内专业人才的影响。部分岛内学者认为大陆各地方政府与台湾的经济与政治交流程度，与惠台政策的优惠力度呈正相关，优惠政策越大，经济政治往来越密切。在这个方面，两岸的共识是承认惠台政策对台湾民众有吸引力。大陆更关注宏观总收益，聚焦台湾青年群体。而台湾则关注自身的微损失，如人才流失以及是否存在“以经促政”或“以经促统”的问题。

最后对发展前景的思考。大陆学界认为惠台措施仍有深化、完善与优化的空间，也将影响到惠台政策最终是否能够实现从利益融合到心灵契合的正向转变。在台湾方面，潘兆民教授提出因惠台政策而到大陆发展的台湾青年，与未能到大陆发展的台湾青年之间产生隔阂。留在岛内的台湾青年更易接受岛内媒体所谓“产业外移”造成青年失业的错误观念，加深两岸民意的对立。2020年以来，部分岛内舆论认为惠台政策虽有助于在陆台胞，但受疫情的影响，难以吸引增量，大陆需要进一步释放利好。综合来看，两岸的共识是惠台政策会延续，也仍有改进空间。大陆追求的是深化、完善以及外溢的可能性。而台湾关注的是公平与世代对立等问题。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以来，台湾社会对惠台措施存在矛盾心态，既承认大陆提供了优质发展机会，又因疫情导致部分台湾年轻人望而却步。 

梳理两岸双方在惠台措施上的共识与分歧可以归纳出三点特征：一是政策制定者和受众者身份，决定了两岸对惠台政策观感产生差异。大陆怀着巨大诚意，尽己所能地关爱与造福台湾同胞。而台湾作为政策受众者，受限不同政治立场对两岸关系的不同看法以及身处在不同的话语环境，在陆台胞的接受度与认知度明显高于岛内台胞。二是现阶段的大陆惠台政策基本坚持“以我为主”的原则，优先关注与解决在大陆台胞权益，目前已初见成效，但距离真正的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三是两岸对惠台政策的分歧，正是双方实现进一步融合发展的障碍，也是未来“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需要探索的突破点。

“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制度设计展望

自2019年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以来，两岸双方针对顶层设计与制度安排等议题开展创新性的探索。个人认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落实将会出现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当前的融合发展环节，主要落实关爱在大陆的台湾同胞，坚持操之在我的原则，主动解决与维护他们在大陆生活与发展的权益问题。第二个阶段是面对在台湾的台湾同胞，通过合情合理的制度安排，为他们提供相应的身份待遇，保有与港澳地区有所区别的“台湾特色”。第三个阶段是祖国完全统一之后，大陆与港澳台地区同胞再一次融合发展，最终实现全体中国国民待遇的基本一致性。

个人将以上三个阶段总结为：当前落实同等待遇，适度保有台湾特色，最终实现国家统一。在这三个阶段之中，要处理好四组关系：第一是“在陆台胞”与“大陆同胞”的关系。这部分已经通过这些年的惠台措施逐步解决。第二是“大陆同胞”与“在台台胞”的关系。既需要考虑“台湾特色”，也就是“在台台胞”的权益和生活方式，同时还要兼顾大陆同胞的感受。第三是台湾同胞与已经回归的港澳同胞的关系。通过逐渐完善港澳台同胞在“一国”框架内享受的待遇，为落实全体国民同等待遇奠定基础。第四是大陆同胞与港澳台同胞之间的关系。最终实现全体中国国民的身份、权利、义务与待遇相统一。

个人认为，面向未来，两岸民众要明确一个事实，融合才能实现统一，发展才能确保统一。“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既要照顾到台湾特殊性，也要体现全中国的一致性。在经济上，消除市场难以解决的壁垒。在社会上，既维持现有生活方式，又提供新的生活追求。在政治上，共同捍卫国家安全，并相互尊重，增进互信。以两岸对“惠台措施”的共识与分歧为切入点，可以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构想提供经验参考，并可在三个面向进一步深化：第一，注重公平性与适度性。“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不仅要获得台湾同胞的认可，也要获得十四亿大陆同胞以及港澳同胞的支持。第二，适当换位思考，需要知道台湾同胞希望解决什么、大陆能为他们解决什么，循序渐进。第三，前瞻性地通盘考虑，将港澳台居民同等待遇问题纳入“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设计中，为最终实现全体中国国民的共同身份待遇奠定基础。

束沐：感谢李教授。她的发言既有宏观的理论视角，也有中观的政策思考，还有微观的调研成果，非常立体地呈现了大陆融合发展政策乃至于40多年来惠台政策的进程。接下来请中评智库基金会国际部主任郭至君研究员发言。

郭至君：对“两制”方案中台湾国际空间的思考

谢谢主持人，很高兴参加此次青年论坛。我在中评社长期从事国际新闻、中美关系和美台关系的报导和研究。我今天切入的话题比较敏感、也比较热门。关于台湾国际空间的议题近年来颇受瞩目，随着中国大陆的日渐发展壮大，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国家也开始愈发频繁地使用“以台制华”的手段在台湾国际空间的问题上指手画脚，不仅打着民主、自由、人权的幌子指责大陆方面是“外交零和思维，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还不断出台涉台法案，例如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刚刚通过的“台湾政策法案”，企图以制造两岸对立、挑拨战争的方式协助台湾拓展其国际空间。

然而，我们知道，台湾不是主权国家，却要以主权国家的身份参与国际活动的这一意图，是所谓台湾的 “国际空间被压缩”的问题本质。这个问题现在看起来无解，但在2019年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丰富和平统一实践。因此我以为，要探讨、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跳出现在的僵局，去思考“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能给台湾拓展国际空间带来哪些好处。因此，我想结合今天我们青年论坛的主题“对台方略与两制方案”的青年求索，来粗浅地谈一谈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中台湾国际空间的思考，主要有以下三点：

郭至君

“一国两制”是中国和平发展、改革开放国策的组成部分，也得到了西方国家的广泛认同，没有任何理由反对。

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首次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概念。按照其论述，“一国两制”是指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因此，我认为，首先应该注意到“一国两制”被划归为基本国策的意义。基本国策的定义是国家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准则和保障，是处理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意义的问题的系统对策。也就是说，“一国两制”是从国家战略高度和国家可以长期繁荣、稳定发展的角度来思考构建的，必须长期执行的国策，其持续性和稳定性不容置疑，不容反对。而且40年过去，我们也看到“一国两制”在实现和维护国家统一、维护“国家安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所以，以“一国两制”为政策基础的对台方略必然是国家方略的核心组成部分。

其次，“一国两制”稳定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譬如在港澳回归祖国时，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许多西方国家都是理解“一国两制”的。虽然近些年来我们看到西方国家一些势力想尽方法抹黑、唱衰“一国两制”，制造各种风波，但不可否认的是，“一国两制”已经给各方带来了方方面面的重大政治经济利益。从已经实践25年的历程来看，“一国两制”既稳定了世界和平基本架构，又对中美关系、中英关系、中欧关系等重要的国际关系有所促进。习近平总书记7月1日在香港的讲话中提及，“一国两制”是个好制度，必须长期坚持。而我也相信，“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会随着探索，具有更加扎实的理论基础和更加丰富的实践经验，成为对全世界的利益攸关方都好的一种方案。

还有，无论用何种方式统一台湾，统一后的台湾必然会实施“一国两制”，这是国家统一方略中的既定政策，因此，“两制”台湾方案中，台湾的国际空间问题是必须认真面对、必须妥善解决的。

“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能够确保台湾拥有广阔的国际空间

现时在台湾国际空间问题上的斗争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台湾并没有在国际社会上享有主权国家的待遇，如果执政者否认事实，一意孤行，那就是在中国反分裂的底线上持续挑衅，而踩踏中国国家主权，危害到中华民族核心利益的行为必然会招致大陆的全力遏制，导致其国际空间更趋窄小，这种后果已经可以清晰预判。二是美国仍有一些打“以台制华”牌的政客认为美国有能力帮助台湾拓展国际空间，但很明显的是，美国并没有这样的能力，不仅没有这样的能力，而且导致自己直接插手分裂台湾海峡两岸的行为，遭受中方的强力反制，更令世界各国和世界组织对台湾避而远之。

以回归后实践“一国两制”的香港为例，可以看到，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香港的国际活动空间不断扩大，国际地位显着提升。香港以“中国香港”的名义，或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成员，或以中央人民政府和有关组织所允许的身份参加了各类国际组织；香港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单独地与世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组织签署了许多双边协定；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在香港设有领馆或官方机构。因此，我认为，在台湾实施“一国两制”的前提下，台湾也一定可以按照香港、澳门模式，参与各类相关国际活动。可以说，“一国两制”可以让台湾得到前所未有的宽阔的国际空间，就像对台白皮书中写到的那样，“有强大祖国做依靠，台湾同胞在国际上腰杆会更硬、底气会更足，更加安全、更有尊严。”所以我想强调，“一国两制”和台湾的国际空间绝对不是对立和逆反的关系，而是一种辩证的相辅相成的关系。

“两制”台湾的国际空间要以发展经济、维护民生利益为主要原则

我们看到，现在一讨论到台湾的国际空间问题，多数台湾人就认为是大陆的“打压”、“欺负”，实际上，却是岛内分裂势力企图以此制造民粹悲情、挑拨岛内民众的情绪所导致的。但我以为，实施“一国两制”之后的台湾国际空间，已经不存在“台独”主导的因素，因此要充分考虑到台湾本身的经济发展和台湾同胞的民生和利益的诉求。在全球化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其对外交往和开放程度也变得越来越高。因此，我认为在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国际空间议题时，还应主要聚焦于经济、民生，要赋予更加广阔的空间。

再以香港为例，出生于中国香港的陈冯富珍曾担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的职位。而回归后，香港特别行政区以“中国香港”的名义继续以单独成员身分参与世贸组织，香港在处理对外贸易关系上享有高度自主权，这是生动展示“两制”方案下该地区经济、民生具有高度自主发展权利的例子。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指出，“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会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会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利益和感情。在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前提下，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将得到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私人财产、宗教信仰、合法权益将得到充分保障。因此可以说，在“两制”方案下台湾的国际空间必会扩展，而且会给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民生的发展。

总的来说，台湾国际空间的问题还是服从于“一国两制”的一个子议题，探讨的前提都是在“一国”之下。“一国两制”是中国和平政策的重心，“两制”台湾方案更是对台湾好、对中国大陆也好、对世界和平发展都好的三赢方案，何乐而不为？但如果台湾当局追求“台独”式的“国际空间”，一定会将台湾带入险境，如果美国等西方国家打着为台湾的“国际空间”进行扩展的幌子支持“台独”，最后就必然会导致中美兵戎相见。

近年来，我在各类论坛的发言中多次讲过，我们中评智库的青年学者们是反对战争、追求和平的，在这次青年论坛上我仍然提出这一点，为什么我们支持“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此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就是因为我们不愿意见到两岸开战、中美热战、全球混战的那一天。我就先说到这里，谢谢！

束沐：感谢郭研究员的发言！涉台国际空间和外事权是“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中最敏感的问题，因为这涉及到“一国”原则与中央政府的权力，值得大家进一步思考和研究。下面请台湾资深媒体人徐和谦发言。

徐和谦：白皮书发表之际的台湾民情基础与前路

谢谢中评社的邀请，各位在座朋友们的发言，给我很多启发。白皮书发表时值中共二十大即将召开、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逐步明晰，以及美国众议长佩洛西窜台导致解放军实施首度“围台”大规模军事演习之后的对峙升级之际。如果我们把时间线拉长，今年2月以来，国际安全态势受乌克兰危机冲击而发生剧烈震荡，美台政治军事勾连的层次以及美方主动在台海问题上寻衅的进逼态势，也在节节升高。

我虽然工作在北京，但不久前回台湾探亲，有四个月时间在台湾，刚好遇上了佩洛西赴台和大陆军演背景下台湾民意的剧烈波动与变化。我发言的第一部分，想先谈一下我所观察到的台湾民情。

徐和谦

美台勾连加剧下  台湾民意“终局意识”浮现

诚如钧凯兄所言，佩洛西窜台后大陆实施军演反制期间，民进党当局及其可影响的岛内主流媒体，大力烘托台湾在军演压力下“社会一切如常”“民众无感”“民心稳定”等表象，并试图以此印象，影响国际媒体视听。

然而，台湾民意基金会在8月下旬发表的民调中，岛内民意对佩洛西持明确欢迎态度的比例只有52.9%，比蔡英文在2020年选举中的57%得票率还要低；有24%的民意持明确的不欢迎态度，还有23%的民意表示“没意见”“不知道”。足见岛内真实的民意结构，和媒体上主流政治人物、政党的“一面倒”态度是不一样的。如果只看台湾媒体报导，会感觉有八九成的民意都翘首欢迎佩洛西；但大陆军演后，其实有更多人清楚认识到，美国主动在台湾问题上加大杠杆操作的后果和不确定性。《远见》杂志的民调也显示，六成三的岛内民众，现在开始担忧佩洛西访台会加剧两岸战争风险。

其他民调也显示，台湾如今至少有四成多的民意，在美陆台三角关系中感到仿徨或不满。但岛内如今没有足够分量的政党或政治人物，可以来引领或代言这股民意。这造成了两岸关系的莫大隐忧。根据我在岛内进行的访谈观察到，哪怕是在蓝营内部，其实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强烈的亲美表态是有疑虑的。而比较认同朱立伦做法的，大多是正在积极竞选公职的青壮辈国民党人。他们一来有选举压力，本须与朱立伦的党中央密切配合；此外，他们也认同国民党必须扩大目前16%至25%的相对狭窄的民意基础，在亲美、在与大陆区隔的路线上做出更多的政治演出，才能扩大民意支持度。

另一部分蓝营人士，他们过去或担任过资深幕僚，或在2016年以前担任过比较重要的职位，现在他们不需要选举了，反而愿意真实表达出他们的担忧，认为大陆不会任由两岸问题无限期拖下去；在军演中，也更明确地看到了大陆反制外部势力干涉的决心。但这些人，又往往基于其个人声望、家人或子弟兵还在台面上从政，或者本人对大陆的未来政策取态没有把握等种种考量，即便暗自忧虑，也不愿意非常鲜明地站出来，成为明确的“统派”力量。这种既踌躇、又忧虑的情绪，除了在蓝营内部发酵，也一定程度上，扩散到了部分绿营人士──特别是乌克兰战争爆发后，台湾内部对美国的信赖度出现了很大变化。

过去民调中，台湾民意约有六到七成长期认为，一旦台海出现战事，美国必会介入；但在乌克兰战争之后，美军为了避免和俄罗斯发生核战争，而选择不直接到乌克兰土地上作战的决策，让台湾民意出现很大波动。特别是今年3月份，认为美国不会介入台海战争的比例，一度上升到六成多；认为美军会介入的则反转下降到三成多。此后，虽然两者比例的落差稍有收窄，但相信美国会介入的比例，截至8月间还没有恢复到过去水平，相信者的比例仍略低于不相信者。前阵子拜登对美国愿意“协防台湾”的最新口头表态，可能也与美方察觉到了台湾社会对美国的信心流失有关。

以我在岛内的互动经验来看，无论访谈对象的立场是支持统一、维持现状、还是倾向分离主义，基本上都出现了某种“终局意识”。大家开始思考，某种大时代的抉择、历史新的一页，可能就会在未来5至10年内出现。现状日益脆弱，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在此背景下，有人期待、有人忧虑，也有人认为自己应有所作为。总之，大家纷纷都在这种情绪之中去思考自己的下一步。所以回到今天的主题，在这个情况下，白皮书的出台具有关键意义。

统一后“台湾政治制度可保留”是大陆重要表态

首先，白皮书在佩洛西赴台、大陆军演之后发表，对受到佩洛西事件大幅扰动的岛内舆情来说，仍有显着的安定人心的作用。毕竟，最新版的白皮书承袭了过去两份白皮书的精神，仍将和平统一作为第一选择。这样的表述，对台湾人心的稳定来说还是至关重要的。另外一方面，同1993年和2000年的前两份白皮书相比，2022年的这版白皮书多次、重点着墨“统一后”的具体安排，也具有传递明确信号、引领岛内持各类立场人士思考和行动的功能。

我还注意到，8月16日，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在接受美国媒体的联合采访中，对中国政府当前的对台立场做出诠释，指出“在台湾问题上，我们对和平统一保持足够的耐心和善意。统一后，台湾现在的政治制度可以保留。‘两制’本身就是民主。”

这个表态很关键。因为在当前许多政策文本中，在涉及统一后台湾的现有制度如何安排时，经常以“台湾同胞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将得到充分尊重”等语言，进行较为概括的原则体现。而秦刚以中国驻美大使身分向国际媒体做出“统一后，台湾现在的政治制度可以保留”，这应该是大陆权威性人士，首次对这一敏感问题作出更明确的表态。

所以在未来，在“两制”台湾方案的研究设计和酝酿过程中，围绕台湾现有的，包括政治制度在内的各项制度可以如何保留，保留到什么程度；以及这样的保留，应如何同“两制”从属和派生于“一国”并统一于“一国”之内的重要前提相衔接；使和平统一条件下，岛内政治、社会、经济、司法等制度的延续，与前述重要前提和基本原则，不产生逻辑上的悖论和实践中的扞格。这都是在今后更加密切展开的探讨中，料将被台湾各界人士，频繁提出同大陆方面讨论的主题。而大陆方面有没有对这些问题拟出回答的预案或腹案？我认为台湾各方也会非常重视。

以“全过程民主”形成“台湾方案” 跳出“民主对抗专制”框架

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的白皮书也坦言，“一国两制”在台湾舆论场经历多年攻讦和扭曲，因而提出“一国两制”需要被广大台湾同胞“重新认识”。而“重新认识”的过程，与鼓励台湾同胞参与“两制”台湾方案研究和设计过程，其实是互为一体的。我认为，此处白皮书所体现的信息是：“两制”台湾方案并非一个等到统一完成的那一天，大陆才单方面端出来“逼”台湾接受的方案；而是蕴含了相当的商讨空间，留待台湾各界但凡愿意商讨和平发展或国家统一问题者，一同参与到酝酿和协商的过程中来。

总之，白皮书预示了一个两岸同胞能共同形成“两制”台湾方案的包容性过程；使方案本身所能延展的空间，所能填充的内涵，以及围绕台湾特殊历史情境所量身打造的适用性，得以在这一过程中，尽可能地得到丰富、体现和充实。

白皮书所描述的“两岸同胞共同探索实施‘两制’台湾方案，共同发展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确保台湾长治久安”的愿景，应在后续的工作进程中，不厌其烦地反覆强调申明。这样才能让“一国两制”概念，超脱出过去三四十年台湾历任执政当局的攻讦，塑造出新的形象。

从国际舆论看，从乌克兰到台湾，美西方势力试图塑造某种“民主对抗专制”话语框架，以合理化其在欧亚大陆两端铺垫“新冷战”的布局。但如果我们把“台湾方案”的研究、酝酿和形塑作为一个抓手，从中彰显出“全过程民主”的精神，其实就是对美西方设定的所谓“民主对专制”等话语所能做出的最好回应。我的第一阶段发言就说这些，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束沐：谢谢和谦兄的发言。他非常敏锐地注意到，中国驻美大使秦刚有关“统一后，台湾现在的政治制度可以保留”的表态。接下来请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台湾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萌发言。

张萌：“两制”台湾方案教育政策要经得起考验

“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是“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为“一国两制”的进一步深化指明了新的方向。“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确定了台湾地区的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确定了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的关系，是最根本的框架性构想。但是，“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理论和内涵还需要进一步丰富，具体到统一后台湾的发展问题，仍然需要更多的政策设计。对于统一后的台湾教育方案，“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尚无具体设想，例如统一后台湾地区的教育战略、教育体系、教育制度、教育政策等等，都没有具体的方案。

张萌

教育是形塑青年认同的重要手段，是官方掌握意识形态、构建国族想像的必要工具。近年来，香港青年问题愈加突显，从“国教风波”、“非法占中”、“旺角事件”到“修例风波”，香港青年的认同问题已经成为“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社会繁荣稳定的严重威胁，其背后的根源之一就是香港回归后国民教育存在的严重问题。台湾青年是未来台湾社会的中坚力量，很大程度上将影响统一后台湾地区的政治发展和社会稳定。我们应从香港青年的教育问题中汲取经验，尽早开展“一国两制”台湾教育方案的设计和探索，为统一后的台湾社会的稳定发展奠定基础。

2008年马英九上台后，调整“国文科”和“历史科”课纲，试图对课纲“去独”，但是未能在第一时间提出调整方案，错过课纲调整的黄金时期。2014年2月，微调后的“104课纲”正式公布，却引发所谓的反“课纲黑箱”运动。反对者认为“104课纲”过于偏向“中国史观”，“模糊了台湾的角色，使学生错认台湾与中国是一体的”。随着马英九任期的结束，“104课纲”被黯然废止。因此，大陆应在统一前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经得起考验的台湾教育方案，需要时便可随即贯彻。

统一后台湾教育方案  应以大陆高校台生国情教育课程先行试点

我认为，“一国两制”台湾教育方案应成为中央对统一后的台湾教育事业开展实际部署、制度构建、有效治理的重要抓手，成为把握台湾地区教育发展目标、合理配置台湾地区教育资源、推动台湾地区教育事业优质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

方案应具备原则性、包容性、纲领性、实践性等特征。在原则性上，应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贯彻“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实施前提，即“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包容性上，充分考虑台湾地区的现实情况，最大限度地维持台湾地区教育制度的现状，解决国家统一性与台湾地区差异性之间的矛盾。在纲领性上，科学回答统一后台湾地区教育事业发展的总体战略，明确战略目标、战略任务、实施路径、保障措施等具体内容。在实践性上，未经实践的教育方案无疑是镜花水月，尤其是涉及台生的思想意识、国家认同等敏感问题。“一国两制”台湾教育方案应以大陆高校的台生国情教育课程为平台，在教学实践中不断修正和完善具体的教育政策。

大陆高校台生国情教育参差不齐  需加强对台生认同引导

“一国两制”台湾教育方案是关系到台湾青年培育的系统性制度安排，也是关乎台湾青年国家认同引导的复杂、敏感的教育工程，应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优化，减少统一后在台贯彻实施的磨合期，最大限度地降低岛内对于方案的质疑和阻力。

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来到大陆高校就读。2016年之后，教育部发文提出各高校针对台港澳学生开设国情教育课程。而且，国情教育课程规定为必修课，并可以抵免大陆学生思政课程的学分，把国情教育提升到了针对台港澳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高度。大陆应将国情教育作为“两制”台湾方案部分内容试点和实践的平台。

去年，我对大陆23所高校的台生国情教育课程做过调研，发现目前课程质量参差不齐、各自为战。诸多教育资源比较丰富的学校，就会融合现有高校资源，开出一些高质量课程，但还有一些高校并不是特别清楚、或者资源有限。另外，存在的一个问题是，目前绝大部分的台生国情教育课程，还没有触及到对台生认同引导的问题，一是没有意识到通过课程来引导，二是可能也不知道具体怎么做。对此，我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要成立专门的小组制定国情教育教学大纲，以纲要的形式规定课程内容，确保课程的逻辑性和完整性。第二，根据教学大纲编写必修课教材，确保教学的规范性、科学性和权威性；教材内容要鲜活，具有针对性、可读性和实效性，避免一味的政治宣导。第三，注重教师的选配和培养，强化教师关于台湾问题、两岸关系、台生心理等内容的认知和学习，使其掌握对台教育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提升教师团队的整体素质。第四，加强高校之间的联动，平均分配教育资源，对于缺乏独立开设国情课程资源的高校，可以与其他高校合作，共同以线上、线下等多种形式开展国情教育。

目前影响台湾学生认同的重点因素，是李登辉时期以来岛内教科书被多次修订，关于“台湾”历史、社会的教育内容逐渐从中国“独立”出来，进而割裂了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的联结。如果要改变这种情况，必须要通过我们自己的课程讲述，重新建立两岸之间的联结，让台湾学生意识到台湾不仅自古以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台湾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大陆。这部分是现在很多台湾年轻人非常欠缺的。

所以我认为，要将对台湾学生的“省情教育（或区情教育）”与国情教育相结合，从中国的视阈中看台湾地区，进而发现两岸之间的联结，这种教学思维应该融入到政治、历史、社会、文化等各类课程之中，有助于树立台湾年轻人正确的历史观和国家观。

总之，大陆应在国情教育的实践中制定课程大纲、完善课程体系、优化课程结构、深化课程内涵，并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及时有针对性地调整课程内容，在实践中完善针对台湾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为制定统一后的“一国两制”台湾教育方案奠定基础。这是我今天的分享，请大家多多批评，谢谢！

束沐：谢谢张研究员，她的报告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一是统一之后台湾地区教育事务属于中央政府事权、归中央政府领导；二是“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教育政策需要以大陆高校台生国情教育课程作为实践平台。统一后的涉台教育政策应该是一个系统工程。接下来轮到本人发表浅见，时间有限，我将精简发言内容，请各位指正。

束沐：“融合治理”为和平统一创造新空间

各位同仁，大家下午好！《中国评论》月刊2020年9月号刊登了本人撰写的《习近平国家统一思想“两个空间论”初探》论文，我将习近平总书记1·2重要讲话中“我们愿意为和平统一创造广阔空间，但绝不为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概括为“两个空间论”，进而结合空间理论、唯物辩证法以及习近平治国理政哲学思想，就如何创造和平统一空间与如何消解“台独”分裂活动空间提出了自己的观察、思考和建言。

很高兴地看到，今年8月10日国务院台办、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再次重申了“两个空间论”。可以说，“两个空间论”是实践中的、发展中的“活”的理论，未来还将继续在构建以国家统一为目标的两岸协商谈判、制度安排、治理施政的过程中发挥更大、更重要的引领作用。因此，在当前台海形势背景下，有必要对“两个空间论”进行再思考、再研究、再探索。近期我认真学习理解相关问题，藉今天论坛的宝贵机会，在“两个空间论”框架下，就推动国家统一和探索统一后“两制”台湾方案更加具体地提出个人浅见。

束沐

“一国”与“两制”之间的辩证关系，本质上就是空间理论的经典命题，在此我不再赘述。我在《习近平国家统一思想“两个空间论”初探》中说，空间理论的本质是关于“界线”的学说，亦即“接受什么、拒绝什么”或“容纳什么、排斥什么”的学说。因此，对于国家统一后的“两制”台湾方案而言，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就是规制“两制”台湾方案的三条明晰界线，也是底线。这里可以参考回归后香港由乱入治的宝贵经验，各位先进都做了全面深入的分析，也不再赘述了。

至于在底线之上、界线之内，台湾同胞在统一后可以拥有什么样的发展空间呢？《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做了初步展望，我建议还需结合岛内政治、经济、民生实际提出更具体、更有吸引力的制度和政策：

例如，“总统制”与“内阁制”是台湾“民主化”以来的重大争议，也滋生出许多弊端，统一后台湾特区依法高度自治，正好可以理顺岛内政治机构的权责关系，以“内阁制”精神改革和完善台湾特区选举制度；统一后台湾居民应享有参与祖国大陆“全过程人民民主”待遇并有资格在中央国家机关任职；统一后台湾“全民健保”待遇不变、军公教退休待遇提升，大陆还可以划拨国企盈余予以补贴；统一后台湾居民采取新台币与人民币汇率“双轨制”，在金融风险可控情况下，台湾居民可以新台币1:1兑换数字人民币，进而全面提升台湾数字金融水平，等等。

经过近十年实践，两岸融合发展已经成为衔接“和平发展”与“和平统一”之间的重大理论概念。未来十年，只要两岸关系维持和平统一大势，两岸双方应探索构建“融合治理”概念，作为衔接经济社会层次的“融合发展”与政治制度层次的“完全统一”之间的理论框架与实践规划。其中的“重头戏”应是建设“两岸治理融合示范区”作为“两制台湾方案实验区”，这将为两岸和平统一进程带来以下革命性变化：

一是建构了新的空间。“两岸治理融合示范区”在两岸各自“治理空间”之间创造出一个“重迭空间”，进行局部性、可控性的治理融合实验。事实上以“两制”港澳模式为参照，深圳前海、珠海横琴、广州南沙已经具有“重迭空间”的治理融合实验区性质，因此建议以“两门两马”为试点。二是创造了新的红利。上文提及的统一后台湾民众享有的政治参与空间、经济发展空间，在“两岸治理融合示范区”内可以先行先试，同样台湾社会制度和治理中的有益元素及政策，也可以适用于示范区内的大陆居民。三是设计了新的程序。传统惯性思维认知下两岸统一进程往往是双方协商谈判后达成共识逐步推进，而“治理融合示范区”思维下，经由广泛深入的民主协商，台湾各县市可以选择逐个加入，治理融合示范区的范围逐步扩展，最终覆盖台湾本岛全境，此乃真正“水到渠成”的统一路径。

各位同仁都是从事和研究两岸关系的新生代学界精英和公共舆论领袖，新时代的国家统一进程，既需要牢牢坚持政治原则，也需要充分发挥政治智慧、创造力和想像力，这无疑给我们青年涉台学者提供了广阔舞台。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为和平统一创造更加广阔的空间是我们的使命，相信我们也会在这其中为自己创造更加广阔的思想空间和发展空间。希望大家携起手来，共同为推动祖国和平统一而不懈努力。谢谢大家！

束沐：现在进入论坛第二阶段自由发言，有没有与会者想补充？也可以对其他与会者观点做出评论和回应。

谨防台湾问题打乱中国现代化进程  统一后台湾政治制度需有约束、有保留

吴维旭：自从8月以来，从舆情上看大家比较兴奋、甚至有些躁动。大陆对台政策的确是从“被动防独”向“主动促统”的趋势稳步发展。但民意显然不满足于维持现状，进而形成了“时间表”压力。不可否认，如果采取强制性、非和平方式统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被打乱的风险会显着提升。并且非和平的统一方式对统一后台湾的内部治理，以及所招致的外部制裁，会不可避免地明显推高治理成本，正在进行中的俄乌战争就是现例。所以要确保台海局势稳定，不要因为台湾问题而导致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断或出现重大损失，我认为这也是第三份白皮书出台的背景之一。

几位先进提到了政治制度问题。无论两岸以何种方式统一，要实现统一后台湾地区的长治久安，适度的政治约束是有其必要性。统一过程中“两制”顺利运作，除了考虑两岸制度差异的历史惯性外，还要兼顾未来治理的底线，尽量减低类似香港出现的国家认同偏弱、外部势力经营渗透等对“两制”运作的冲击。

所谓充分尊重台湾的社会制度，意味着台湾现行的选举、政党政治、行政立法架构多数予以适度保留，这也是保证“两制”和平运行及未来顺利转轨的必经阶段。但台湾当前的开放性选举、政党轮替、行政立法制衡对于未来“两制”实践还是会存在内生性风险，包括存在对“台独”的包容、偏离国家统一等安全漏洞，需要提前在制度层面上进行规范。其他政治制度，只要不违背“爱国者治台”，不损害国家安全均可保留。

需研究北京解决香港问题时间线 两岸统一后如何避免动荡

张钧凯：刚才提到“时间表”，还有实现统一的急迫性，我的感受很深。最近台湾内部的讨论，以及美国的军方情报单位要员，把两岸终局时间点设定在2027年，从军演到白皮书，再到美方设定的时间点观感来看，台湾对于两岸问题的终点线高度关注，前所未有。所以台湾真的对两岸形势无感吗？无感只是表面上的，众人心里深处冷暖自知。统一过程怎样进行，我认为香港回归的历史是台湾需要参考的，那段史料可谓是一面镜子，我对此有三点感受。

一是1982年邓小平对撒切尔夫人说：“主权不是可以讨论的问题，我们只能谈移交问题，必须及早谈判，不得晚于1984年，如果那个时候你们还没有意愿谈，那我们保留一切行动的权利。”所以这个时间点仅仅是两年，1984年达成协议，中国给了英国两年时间，超过时间中国就不会等下去，香港回归势在必行，放在台湾问题上会不会有等待的时间？时间是多少年？不知道。但可以看出中国大陆面对核心利益的主权问题时，采取何种思路做法？从这里就体现出来。

二是当年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组成，各界别参与人士如何遴选，值得台湾研究。多数台湾人可能不当回事，但当年中英就香港回归问题谈定之前，香港又有多少人想过真的会有回归的一天呢？一些学者认为北京可能陆续抛出“台湾基本法”的框架，那么“台湾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会是什么样的组成方式？这个问题可能没有台湾想象得那么遥不可及，特别是现在已经有了“台独”顽固分子清单，这份名单成员只会增加，不会减少。因此，两岸格局重构过程中，一定是有破也有立，如果说“台独”顽固分子清单是“破”的方面，那么两岸谈判委员会乃至于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就是“立”的方面。

三是香港经验为台湾问题的解决打开了新的视野。美国无所不用其极遏制中国，亲美抗中的民进党集西方万千宠爱于一身，享受西方关爱的政治亢奋。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期间，西方的“香港牌”也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但多数人没有想到，港区国安法会在这样的时间点雷厉风行落地，稳定了局面。所以两岸看似周折，大陆的战略定力被绿营解读为“纸老虎”，但香港由乱到治、由治到兴的过程，以及对台总体方略和第三份白皮书的出台，可以看出统一进程已经箭在弦上，预示了不可能一代代拖下去。

最后，两岸统一之后如何避免228事件以及香港占中、反修例等动荡，实现真正的人心统一、心灵契合？例如制度方面的心理障碍，对殖民主义遗留问题的清理批判，降低两岸民意之间的恶意螺旋，进一步理解台湾历史特殊性（当然特殊性要放在中国近现代史的一部分去理解）等等，这些都是两岸有志之士需要求索、严肃面对的问题。

应主动营造有利于统一的国际舆论环境 加强港台爱国青年力量交流

徐和谦：“一国两制”在香港生根发展的历史，台湾媒体、学界深入研究得不多，遑论向公众广为介绍。比如香港基本法在回归前的形成过程中，就汲取了非常多香港本地的民意，也体现出内地和香港观点的平衡。这个历史过程，台湾民众、特别是台湾政界也应该有所知悉。2019年以来，从香港事态发生到国安法出台，在西方舆论报导中的“逆风”非常大。国际媒体在操作香港话题，挑选本地采访者时，所传递出的香港本地声音几乎是“清一色”的。在台湾问题上，对此如何借鉴？

很重要的工作，是及早营造国际舆论环境，包括在对外沟通、媒体交往和智库、学术界的发声工作上，都应使台湾民意中多元化的面向，特别是珍惜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声音，能够更多在国际话语中有所体现。如果说香港当年的事态，是中央在被动迎击外部介入和挑战，国际舆论的前期准备相对缺乏的话；那么，台湾问题既已进入强势主导的进程，还将继续从“防独”向“促统”推进。那么在这一过程中，国际舆论场上的拉锯，更需要有所准备，要有更多来自台湾的声音参与。

多年来通过中评社的报导，我也瞭解到很多香港爱国爱港阵营的年轻力量，不论是在2019年的事态中，还是到后来的立法会改选、新选制的形成中，不断成长茁壮。我认为应该有平台，让岛内支持两岸和平发展的年轻力量，能够有机会和香港社会新生代的爱国爱港力量增进交流、分享经验。因为这两股力量都是在纷繁复杂的舆论和社会环境中工作，都要有中流击水、逆流而上的气魄。如何让台港的青年力量有机互动，也是大家可以着手来想、来做的事情。

张萌：我谈一下对白皮书的理解，从2016年到现在，国际局势急剧变化，台海环境也越来越复杂。大陆的网络上，武统、喊打喊杀的声浪非常高。但我们从白皮书来看，大陆还是非常有战略定力，即便在佩洛西窜访台湾的紧张局势下，白皮书还是反复提到和平统一，体现了大陆在台海问题上非常理性。台海局势目前还是比较可控，虽然爆发危机的可能性在上升，但反制“台独”时，还是要把“台独”势力和普通岛内民众区分开来。虽然“台独”势力长期执政，岛内民心民意出现消极倾向，两岸敌对声音日益高涨，但还是要做务实理性的政策，以促进两岸融合。

束沐：结语

经过长达三个多小时的讨论，我从大家的观点、论述中归纳出五个共同方向：第一，毫不动摇坚持和平统一，尽最大善意、最大诚意、最大耐心寻求和平解决两岸政治分歧的共同方案。第二，全面辩证地看待“一国两制”，尤其是“一国”与“两制”的关系，把坚守“一国”与发展“两制”更有机结合起来。第三，如果说“一国两制”是实现统一的最佳方式，那么“融合发展”就是促进统一、保障统一的最佳方式。第四，两岸和平统一进程及统一后治理需重视和运用“先行先试”理念，因而“在哪先行、如何先试”亟需研究探索。第五，香港过去由乱入治的经验至关重要，香港未来由治及兴的前景，必将在两岸统一进程中发挥更关键作用。

此次论坛洋溢着青春的活力，也充满了思想的火花，标志着两岸关系新形势下青年智库学者探索“两制”台湾方案的序幕开启了！我期待各位今后继续加强交流合作，也期待疫情缓和后大家可以尽快在线下相见！

评论员简介：

吴维旭：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博士，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博士后。现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台湾研究院助理教授。专业方向：比较政治经济学、两岸政治与经济关系。

张萌：历史学博士，现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台湾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江苏省台湾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李仕燕：厦门大学法学博士，华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华南农业大学青年研究室负责人，硕士研究生导师。广东台湾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港澳和海外统战工作理论广东研究基地成员，广州市港澳台研究会理事。

徐和谦：资深媒体人，来自台湾，爱丁堡大学当代史硕士。现为财新传媒编委、国际新闻部主任。

张钧凯：台湾媒体工作者。台湾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硕士，曾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曾任《多维新闻》两岸组组长、《多维CN/TW》月刊主笔，现为《香港01》驻台首席记者。

林艳：中评智库基金会研究员、中评智库基金会董事长助理、中评社编委兼采访部主任。香港浸会大学国际新闻学硕士，曾赴台湾世新大学新闻系交换学习一年。

郭至君：中评智库基金会研究员、中评社编委兼国际新闻部主任。香港浸会大学国际新闻文学硕士和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国际关系理学硕士，曾任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束沐：中评智库基金会研究员、中评社研究部主任。南京大学法学学士（国际关系专业），台湾大学法学硕士（大陆与两岸关系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