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执政党“家变”

作者：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陈在田

    巩发党及缅甸新老军人集团很难容忍一个可能动摇自己在缅甸政坛“一票否决”地位的政党或政治领袖。“8·12”事件的实质，便是军方既得利益集团自认为发现了这一致命隐患，并随即采取了断然措施。

    2015年8月12日晚10时许，一队军车驶近缅甸首都内比都的联邦巩固与发展党（以下简称巩发党）总部。次日，外媒传出消息称，巩发党代理主席兼执行主席吴瑞曼和党总书记吴茂茂登都被解除了职务。

缅甸虽然自2011年起就结束了军政府状态，成立了民选文官政府，但军队仍在政治生活中发挥重大影响，而巩发党正是由军人、前军人核心人物组成的现任执政党。    

    部长们“火线跳槽”

    和许多国内外媒体的报道所述不同，吴瑞曼并非“巩发党主席”，该党真正的主席不是别人，正是缅甸现任总统吴登盛。2011年，吴登盛出任缅甸总统，一些巩发党党内要员搬出缅甸宪法中“总统不得干预政党事务”的条款，强逼吴登盛“挂起”党内职务，因此才特设了代理主席、执行主席这样叠床架屋的职位。除此之外，这个实际上的“军人党”还有个影响力巨大的人物。他就是前缅甸军政府头号人物丹瑞大将。

    吴瑞曼是军政府时期的要员，丹瑞曾经的铁杆亲信之一。军政府时代结束后，他出任巩发党代理主席、执行主席要职，实际负责党内日常事务。他还是缅甸联邦议会议长，是缅甸政治台面上的“首席立法代表”，被广泛看作吴登盛之下缅甸政坛的二号人物。直到8月12日当天，还有选情分析文章称，他是最有可能接任缅甸总统的人选。

    然而，仅仅一夜之间，吴瑞曼就坠入仕途的谷底：他仍保留了议会议长职务，但党内职务则“一抹到底”。8月13日，巩发党紧急会议选出了新的领导班子——中央执行委员会，旧班子中多达12人被替换。其中，吴瑞曼和吴茂茂登的职位分别被原副主席吴泰乌和前总统府部长（即办公室主任）吴丁乃登替代。

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充斥着刚刚从政府中通过“旋转门”进入党的系统任职的高官。例如，新任巩发党外交事务负责人钦义为前任移民部长，新任党宣传事务负责人秒海恩为前通讯部长，6位新任秘书长吴丹泰、吴温莫吞、貌泰吞、貌貌泰、吴泰吞昂和觉觉泰，则分别为前任铁道部长、劳工部副部长、信息部副部长、宗教事务部部长、合作部副部长和公务员联盟董事会成员。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在8月13日当天离职，“火线跳槽”从事党务的。    

    “家务事”引发冲突

    “8·12”事件的直接起因，是吴瑞曼、吴茂茂登和缅甸最大反对党——缅甸全国民主联盟（民盟）之间关系密切。

    1990年，民盟曾在缅甸大选中获胜，但随即因军政府成立而无法获得执政地位。2010年5月，该党被强制解散，无法参加2011年缅甸大选。不过，这年年底吴登盛推动和解、改革，民盟被允许重新登记，并在2012年补选中一举获得缅甸联邦民族院（上院）议席4个、人民院（下院）议席37个，成为缅甸第一大反对党（缅甸上、下院分别有议席224和440个）。一些观察家认为，在预定于今年11月18日举行的缅甸大选中，民盟将获得突破性进展，甚至有可能取代巩发党，成为缅甸执政党。

    然而，从法律上来说，该党领袖昂山素季却无法成为缅甸总统。缅甸宪法第59（F）条款规定，父母、子女、配偶为外籍者不得竞选总统。这意味着拥有一名已故英国籍丈夫（迈克·阿里斯）和两名英国籍儿子（亚历山大和吉姆）的昂山素季不可能成为总统候选人。这条宪法条款被认为是前军政府给昂山素季量身定制的“紧箍咒”。

    不仅如此，缅甸宪法第436（A）条款规定：修宪需要议会75%的赞成票启动全民公投，然后还需在公投中过半数。由于缅甸宪法规定军方议员占据国会席位的25%，只要军方不同意，宪法就无法被修改。

    不少消息人士指出，昂山素季和吴瑞曼间的合作，主要是想在降低修宪门槛上取得进展，而后者也的确给予了积极回应。今年6月，吴瑞曼提议将启动修宪公投的国会门槛从现行的75%降低到70%。不过，也有传闻称，鉴于修宪或直接让昂山素季成为本届大选候选人难度太大，两人的合作意向也存在一个“B计划”——支持昂山素季的表弟、民盟总理盛温博士参选。    

    谁导演了这出戏

    几乎所有熟悉缅甸事务的人都认为，“8·12”事件的幕后黑手就是丹瑞大将。他们声称，这位前缅甸军政府头号人物对吴瑞曼的忍无可忍，导致了这场党内互搏。

    但对于吴登盛在这出戏中扮演何等角色，各方意见分歧很大。一派意见认为，吴登盛被丹瑞等强硬派军人觉得软弱，因此后者索性越俎代庖；另一派意见则认为，吴登盛本人就是此次清洗的发起者之一和最大受益者。

    要搞清楚这个谜团，就要先弄清另一个关键问题：吴登盛和吴瑞曼，到底谁是保守派，谁又是改革派？

    有人认为，吴登盛主持了2011年以来缅甸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并推动缅甸向西方靠近，是不折不扣的改革派。而吴瑞曼主张对民盟和昂山素季宽容，当然也是改革派。因此，“8·12”事件的实质是丹瑞及其周围的军方顽固派不满吴登盛的软弱和吴瑞曼的“僭越”，绕过吴登盛所采取的“清理门户”行动。

    但也有人指出，吴登盛的改革是有限度的，其基本底线就是不能动摇军方的随时否决权。因此，在一些关键问题，如对待缅北民族地方武装问题，是否让昂山素季参选等方面从不妥协。吴瑞曼试图将修宪公投门槛降5个百分点看似无关痛痒，但实际上撼动了军方的随时否决权——75%意味着军方的25%议席可起到“绝对阻击”作用，少了5%就无形中增加无穷变数。因此，当吴瑞曼的改革触及红线时，吴登盛的保守派面目便顷刻间暴露无遗。

    然而，较少人注意到，其实吴瑞曼的改革派色彩是大有疑问的。

    在军政府时期，吴瑞曼和吴登盛作为丹瑞的“哼哈二将”，均未表现出多少开明色彩。相对而言，实际负责前线军务的吴瑞曼显得更铁腕一些。他曾长期担任清剿克伦族武装的前线总指挥，而后者和民盟间存在密切的关系。2011年缅甸开始进入文官政府时代，吴瑞曼先是试图和吴登盛争位，失败后又牵头发起了对吴登盛权力的制衡——前文所述导致吴登盛实际上丧失党内职务的党内“护宪运动”，发起人和最大受益人都是吴瑞曼。

    吴瑞曼第一次被人冠以“改革派”头衔，大约是在2004年。当时，丹瑞大将在与钦纽大将争权中获胜，亲丹瑞的吴瑞曼曾公开发表言论支持法治。但这一改革派光环很快便因其几个儿子通过裙带关系大肆牟利而变得黯淡无光。

    一些分析家指出，自2011年至今，吴瑞曼的政治光环始终被吴登盛压制，不得不剑走偏锋，试图通过让自己变得比吴登盛更像个改革派，来获得反对党和国际社会的青睐，从而获得与吴登盛一较短长的政治资本。

    然而，这显然触动了巩发党及缅甸新老军人集团的底线：他们推动“改革”和选举的目的，绝非让自己丧失权力。恰恰相反，是希望通过让渡一些次要权力，确保最核心的权力固定化、常态化、合法化。正因如此，他们可以靠拢西方，也可以让民盟合法化，更可以推动立宪、民选，却很难容忍一个可能动摇自己在缅甸政坛“一票否决”地位的政党或政治领袖。“8·12”事件的实质，便是军方既得利益集团自认为发现了这一致命隐患，并随即采取了断然措施。

    8月17日，缅甸政府新闻委员会发表公报，称8月12-13日所发生的事，不过是“一个合法政党依照党章重组领导层”的正常现象，不会影响政府与大选委员会、各政党与社会各界的合作，也不会影响大选的自由公正。外界一度传闻吴瑞曼被捕，但其家人很快证实他安然无恙。此外，他仍然被保留了参选国会议员的资格和议长的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