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华侨共产党组织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滇西抗战中的统一战线工作

编辑：缅华网文章类型：历史回眸发布于2025-08-27 16:57:05 共24748人阅读

文章导读缅华侨共产党组织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滇西抗战中的统一战线工作·杨晓东·一1936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中共中央即以各种方式和途径派出党员到海外开展对华侨的革命统一战线工作。抗战爆发后，为了加强海外统战工作，中共中央于1937年底派廖承志到香港设立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

缅华侨共产党组织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

滇西抗战中的统一战线工作

·杨晓东·

一

1936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中共中央即以各种方式和途径派出党员到海外开展对华侨的革命统一战线工作。抗战爆发后，为了加强海外统战工作，中共中央于1937年底派廖承志到香港设立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利用香港的特殊环境，动员和推动华侨、港澳同胞和国际友人支持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1938年初，宋庆龄到达香港，廖承志和驻港办事处的同志积极协助宋庆龄筹组“保卫中国同盟”，全力支持开展海外工作。廖承志担任“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一直参与领导工作。

1938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从延安抗大、鲁艺、陕公三所院校挑选一批共产党员和青年学生，组成海外工作团，由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担任主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把华侨工作提高到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高度。

廖承志深受鼓舞，决心克服中国共产党居于在野党地位，对外不能代表中国政府、活动中心僻处西北一隅、对海外侨情不太了解等局限，冲破国民党设下的重重阻力，大张旗鼓地开展海外华侨工作^[1]。

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广东的局面发生很大的变化，党中央根据新的形势重新作了战略部署，成立中共广东东南特委，梁广任书记，吴友恒任组织部长，杨康华任宣传部长，香港、九龙、澳门成立三个共，香港区书记钟名，九龙区书记曾玲，澳门区书记陈平山。澳门区还单线负责和江门内地的交通联络工作。

澳门区书记陈平山是厦门同安人，1914年出生于缅甸勃生。父亲陈清话是勃生殷商米厂主，重视子女的文化教育，先后送儿子陈平山、女儿陈秀仕回国读书。陈平山在上海用笔名“林蒂”发表诗歌，1935年参加上海“左联”，同年4月赴日本留学，任“左联”东京支部诗歌小组负责人、《新诗歌》编辑。抗战爆发后回国，转入党的地下工作。他担任澳门区书记不久，于1939年初收到缅甸勃生家中急电，父亲病重，望回家相见一面，以了家父之愿。经组织批准，同意回缅甸勃生家中探望老父。

临行前，连贯在香港皇后大道中18号2楼“香港办事处”约陈平山谈话。连贯^[2]说前不久有一位菲律宾侨领王雨亭带儿子王唯真找“香港办事处”，要求介绍他们父子俩去延安学习，经组织研究同意，送王唯真去延安学习，王雨亭因对东南亚情况熟悉，派他去缅甸做外围工作。要陈平山到缅甸后找到他，了解他的工作情况，并协助他开展工作，回香港后再向组织汇报。

陈平山回到缅甸勃生家中看望家父后，折返仰光找到王雨亭。王在仰光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做了不少工作，团结了大批爱国民主人士、王因缺乏秘密工作的经验，行事高调，在报纸上公开与缅华社会中的国民党人论战身份暴露，处境被动。

陈平山由仰光返回香港后，王也取道滇越铁路经海防转回香港。陈平山向连贯汇报了王在缅甸的工作情况后，廖承志单独找陈平山谈话，东南特委决定派他回缅甸工作，不再负责澳门区工作。廖承志说：

过去我党曾派王琴鹤去缅甸工作，后来被英政府驱逐出境。这一次去缅甸，一定要利用家庭的有利条件作掩护，作好长期的打算，在当地生根发芽。刚去的时候，为避免敌人的注意，不要搞什么政治活动，多做一些调查研究工作；要团结一些进步青年，把立足点建立起来后，将来还有大批的人要来；交通联系问题，香港要想办法解决^[3]。

廖承志最后说了王的话题，要说服他再回缅甸工作，由他来开展外围活动，工作上由陈平山领导。

陈平山很快偕妻子江木兰回到缅甸勃生家中。陈平山吸取过往的经验教训，根据党在白区工作“长期埋伏、隐敝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韬光养晦、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扎根群众、职业掩护”。

根据廖承志“把立足点建立起来”的指示，陈平山、王雨亭采用招股集资的方法募得资金，租用“国泰戏院”经营，放映国产影片，西方影片，缅甸影片。当时庄希泉在新加坡搞影片生意，他和王雨亭是老朋友，业务上相互往来，支持国泰戏院的影片放映。国泰戏院的股东组成都是友好的朋友，如云南省政府兴文银行驻仰光办事处经理聂守先（聂叙伦），他是聂耳的亲哥。林伟民股东兼副经理，是一位青年才俊的进步人士。王雨亭股东兼经理，在娱乐圈出头露面。职员林景章是“民先”队员。陈平山是股东幕后操控人。国泰戏院是个社交场所，《仰光日报》总编辑郭史翼是戏院常客，也是仰光文艺青年打卡地，无形中联系团结了不少文化人，由于接触面广泛，方便了解缅甸政局和缅华社会动态，对搞好调查研究工作，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陈平山的父亲在勃生开有一家土产店，在仰光设有分店，联络点就设在仰光分店，往来于勃生和仰光之间，有了职业作掩护。勃生是缅甸伊洛底江三角洲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仅次于仰光、曼德勒，是缅甸第三大城市。华侨由于有爱国主义传统，对华文教育很重视，当时仰光建有“缅甸华侨中学”，其次是勃生的“勃生华侨中学”，是一所小学附设初中的侨校。

侨校不仅是培养华侨子弟的场所，也是团结广大华侨的纽带。校董会是侨校的实际控制方，是该地区一个有代表性的组织，早年华侨内部纠纷，多数时候是靠当地校董会来协商解决，所以侨校历来是进步力量与国民党争夺的重点。

勃生中学的董事长多年来都由国民党顽固份子许文顶担任，是勃生华侨中最大的米商，出钱多，长期霸持董事长位子。

陈平山利用上层人士苏光福（仅次于许文顶的米商）与许文顶的矛盾，取得苏光福的支持，又团结江湖中人黄则山，广泛团结各位校董，经过一年的艰苦工作，于1941年初的勃生中学董事改选中，以压倒多数的选票把许文顶拉下马，选举苏光福任董事长，黄则山任副董事长。苏文福文化低，不爱管事，实际控制人是黄则山。黄原是赌徒出身，后来洗手不干，手下有批打手，许文顶都怕他三分。自从他读了思诺的《西行漫记》后，思想转变很大，佩服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和朱德。黄有事就找陈平山商量，配合默契，勃生中学从此在侨党领导下。皖南事变后，陈平山的二姐陈秀仕奉命从江西撤退到香港时，廖承志派她回缅甸工作。陈秀仕回勃生后任勃生中学校长。勃生中学培养了不少进步学生，后来还在教师和学生中建立党组织。勃生还成立“勃生华侨职员联合会”，团结勃生的店员和市郊的菜农，开办夜校，有了群众基础，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壮大了队伍。

二

1937年，缅甸华侨青年李国华孤勇跨越山海，马不停蹄，一骑绝尘奔向延安抗大。抗大学习锻炼的两年，使他闳识孤怀，山河远阔。实现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准备奔赴抗日战场的最前线。1938年底组织上通知他参加海外工作团，10月到达武汉，情况发生变化。周恩来召集海外工作团全体成员开会，传达中央指示：鉴于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反共，国际反动势力猖獗，环境恶化，海外工作团不宜公开出国，要化整为零，分散出发开展工作。

1939年，李国华返回重庆南方局，他以商人身份隐敝在重庆的衡门深巷，准备前往缅甸开展侨运工作。经过数月的等待，由重庆抵达贵阳，栖居客栈。昆明方向联系妥当后，乘西南运输处的货车前往。因是南侨机工驾驶，一路顺畅，到达昆明南郊。

1940年7月，由昆明出发，沿滇缅公路西进缅甸，到达仰光已是1940年的下半年。

南方局派李国华回缅甸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建立缅甸华侨共产党组织，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可以和缅共接触，了解他们的情况。

当时缅华共产党组织有两条线，一条线是由南委廖承志1939年派回缅甸工作的陈平山，还有就是南方局派来的李国华。1941年陈平山与李国华在工作上交换意见，统一起来开展工作。陈平负责勃生和国泰戏院的工作，李国华负责仰光和全面工作。

1941年起，李国华、陈平山开始参与缅甸华侨自发共产党组织的领导工作，并在仰光、勃生、曼德勒、东枝发展党员，建立起党的基层组织。

1941年10月，南方局通知李国华返回重庆汇报工作，同年12月中旬回到仰光，向陈平山传达了南方局的三点指示：

1、南方局正式批准建立缅甸华侨中共总支委。

书记李国华，组织部长陈平山，宣传部长郑祥鹏，常委李国华、陈平山、郑祥鹏，委员李华、杨章熹。建党时间由1940年11月计算起。

2、由南委派出的同志组织关系转到南方局。

3、日军发动侵略东南亚国家的战争，要吸取新加坡、马来亚的教训，把在缅甸华侨的进步力量撤退回国，保存好这批力量。

南方局指示的第三点，指的是1941年2月，皖南事变后不久，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组织大批文化人士向香港等地疏散的时候，周恩来找张光年谈话，说服张光年：“你不去香港，你去仰光。那里人少，需要一些同志去开辟工作”。《新华日报》总务主任徐迈进夫妇先到仰光，随后张光年带领着一大批进步文化人士先后来到仰光。当时和侨党关系比较密切的文化人士有：张光年、赵沨、李凌、刘惠之、石铭、毕塑望、陶朔玉、任以沛、黄雨秋、魏磊。

侨党开始抓住国内文化人士云集仰光的机会，延揽得力办刊人才和华文教师。

为使缅甸华侨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认清中国抗日战争的实际情况，揭露西方列强玩弄的东方慕尼黑阴谋，讨伐汉奸投降派的罪行，创办一份由侨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刊物成为最迫切的任务。

侨党团结仰光工商界陈水成、杨章周等上层人士，资助张光年创办《新知周刊》，由陈杰夫、杜正平出面办理登记，杜正平任经理，陈杰夫任发行人兼记者。张光年任主编，黄雨秋、林季阳任编辑。周刊的撰稿人大多是国内来的文化界人士。每周出一期时事文化综合性《新周刊》，刊载国内抗日战争新闻，宣传抗战、团结、进步三大方针，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知周刊》1941年7月出刊，共出报25期，直到1941年底仰光大轰炸被迫停刊，坚持了半年时间。

张光年在《伊洛瓦底战歌》序言中回忆：

我永不忘记，当我和赵沨、李凌同志等一行到达仰光后不久，便受到缅华党组织老苏同志和杨章熹、郑祥鹏、陈杰夫诸同志的热情帮助，还得到唐禺、丘廑兢、迟习儒、林景章等一批进步人士的多方关照。我不会忘记，当时杨章熹同志主持的仰光公学，向我们打开大门，欢迎我们在那里以文会友。我曾经在那里举行过座谈会、朗诵会、歌咏队等一系列很有意思的文化活动^[4]。

大批国内进步文化人士的到来，给缅华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们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又有比较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为了维持基本的生计，他们深入到华侨社会的各个角落，对缅华社会的文化教育起到了促进作用，作出了突出贡献。华侨中的开明人士曾说：“要是这批文化人早来几年，缅华社会就要进步得多了。”

在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仰光的各种青年组织和进步社团生气勃勃地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新出现的《新知周刊》《新音乐》《侨商报》，成为崭新的文化宣传阵地，是缅华社会革命进步的思想火炬，把祖国抗战的讯息传播到华侨大众中间，坚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信心，无形中打击了国民党在缅甸的顽固势力，争取了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支持，特别是拥护陈嘉庚先生的工商界爱国侨领，建立起缅华社会各界广泛参加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三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缅甸从地理位置看，当时是英美盟军在亚洲大陆的南翼屏障，又是美国政府向抗战中国运输战略物资唯一的陆上通道，史称“滇缅公路”。因战略地位重要，日军对于攻占缅甸备战已久。当时统治缅甸的英国殖民当局，对日本政府抱有幻想，对日军的战略意图估计不足，防御松散，兵力薄弱，缺乏有效的防空措施。

当时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空军志愿队（美国飞虎队），就连保卫自己的基地都举步维艰，在地面战争中不再有任何优势。加之英国殖民当局长期统治和压迫剥削，缅甸人民反英民族情绪强烈，而对日本法西斯的真实面目缺乏明辨，守卫缅甸的英军得不到人民的支持，遂使侵缅日军长驱直入，仰光危在旦夕。面对这种形势，在侨党的领导下，于1942年1月在曼德勒正式成立缅甸华侨战时工作队（简称战工队），英文名称：Ouersea Chinese Wartime Service Corps，简称：W·S·C。战工队队委由张光年、魏磊、李凌、赵沨、郑祥鹏、黄雨秋组成。张光年任总领队，队长魏磊。第一分队指导员黄雨秋，队长吴章彬；第二分队指导员郑祥鹏，队长贾寅鸣（后来是范仲平）。第一分队负责宣传演出，第二分队负责后勤和安全保卫。战工队的成立宣言，是该队的政治纲领，由勃生中学校长陈秀仕执笔起草，经过队委研究审定，提出“中缅印英人民团结起来，抵抗日本法西斯侵略，保卫缅甸”的口号。战工队队部先设在曼德勒福建会馆，后来队员人数增多，迁往地方较为宽敞的云南会馆。负责外联工作的张培道同志，在曼德勒有比较好的群众基础，上层统战工作做得扎实，他协助粤籍侨领曹忠楼，团结粤、滇、闽各界爱国知名人士，发动各阶层的华侨募捐支持战工队的活动经费，解决了战工队七十多人的吃住问题。战工队员全部脱产，形成一个战斗集体，进行有计划的学习和工作，过着类似延安军事共产主义生活，睡的是通铺，吃的是大锅饭，学习在一起，工作在一起。

战工队的成员来自四面八方，有旅缅进步文化界人士，有党员、民先队员、青年团骨干、工人、店员、侨校师生、新闻工作者、文艺工作者。人才济济，基础较好，又得到当地侨领的热心赞助，又有影响力的缅甸僧侣界的同情和支持，工作很快就顺利开展起来。队员们都忙于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印发中英缅文传单、海报、标语，准备图片展览，自制舞台灯光道具，排练演出节目。

黄绰卿回忆：

战工队开始进行宣传和演剧活动。借救灾分会的会所教唱歌曲，学习《黄河大合唱》全部歌曲，由李凌教唱。有一晚上，我们百忙中去学习《黄水谣》。

在勃固焕文学校教书的赵季文也来了。他和张华夫领导青年的排练《黄河大合唱》。云南会馆里有一个旧式戏台，正适合活动。在旧历元旦（二月十五日）前后，公演《黄河大合唱》三晚^[4]，招待中外人士。张华夫这位大合唱歌词的原作者亲自登台朗诵。唱男高音是吴章彬；唱女高音是毕朔望的爱人；几位朋友的太太也登台了。公演的几幅大布额海报，由小魏设计绘画，悬挂瓦城市中心雍多基区。

战工队除演出招待中缅人士外，并举行反日示威大游行，动员瓦城青年参加。由缅甸青年僧侣在前引导，数百群众高举缅甸孔雀旗和标语，从云南会馆列队出发，浩浩荡荡开到市中心来。沿途分发宣言传单，高呼口号；到每一个马路交通中心就举行集会。先由缅僧发言，然后由女队员们站在凳子上用缅语演讲。那篇缅文抗日宣言，是一位来自伊江三角洲的勃生华侨中学校长陈秀仕（陈平山之姊）撰写的，而由开民印刷公司赶工排印的。

这一天，瓦城全市交通路口都贴满了反日宣传的漫画标语，连躲在闺房里修照相玻璃底片很少出门的月琼（基鲁，已故陈月容之妹，写作很多），也送来几张她自己画的漫画。最难得的，侨领们也随同游行大队维持秩序，而且发动四家侨校的师生全体参加了行列。印缅人士也对这一群活动热情的青年在战争的威胁下工作者，注以钦仰的目光^[5]。

在曼德勒演出结束后，战工队于1942年2月下旬就出发到眉苗、叫脉、西保、腊戌、实皆等上缅甸重要城镇进行巡回演出。《黄河大合唱》《团结起来》《黄花曲》等主要节目受到普遍赞赏，收到良好宣传效果。在叫脉和西保演出时，应当地闽籍侨胞的要求，临时增加闽南话演唱的民歌和抗战歌曲，听众倍感亲切和高兴。

战工队从坚持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团结抗战的原则立场出发，对英军当局和开抵曼德勒协同英军作战的中国远征军很注意做好团结和支援工作，同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战工队在巡回演出的第一站眉苗，就专门在大戏院举行慰劳英军的专场演出。尽管节目都是用华语说唱，但因在演出前用英语作了简要介绍，《黄河大合唱》的雄壮激昂的歌声和《团结起来》的情节均为他们所理解和欣赏。演出结束，在场的英军都全体起立，掌声经久不息。战工队外出巡演，运输工具都是由曼勒德英军当局免费提供。

远征军第五军初抵曼德勒时，因语言交流有困难，战工队就提供缅、英文翻译，帮助他们同英军当局联系汽油供应和交通运输问题，受到第五军方面的赞扬。战工队到腊戌为远征军慰劳演出，反应很好。战工队巡演结束后返回曼德勒时，听说附近的战地医院有一批远征军的伤员，就携带慰问品专程到战地医院慰问，并为他们表演一些小型文艺节目，远征军伤员深受感动。

1942年4月3日，趁着大清早的凉爽，全体战工队员集合晨练，预演各分队各小组跃身跳入壕沟和救护伤员的动作^[6]。两条防空壕沟是一分队外出巡演期间，由二分队留守队员挖掘的。预演结束后，举行战工队工作总结大会，安排下一步的战斗。

每年4月的缅甸，是一年中最热的月份。炽热的阳光从深蓝的天空四射开来，空气中弥漫着丝丝沉闷，一天的酷热开始了。

上午10点，50架日军轰炸机从泰国基地起飞，准备对曼德勒这座毫无防空能力的城市狂轰滥炸。11点刚过，轰炸机抵达城市上空，而街上和集市人头攒动，热闹喧嚣。日军观察着视野之下的城市，然后投掷下成百上千颗炸弹。由伊洛瓦底江面吹来的西风，将爆炸后的火花吹到整个城区，火势顺风蔓延开来。曼德勒火光四起，自来水断水，电路断电，消防员只得去曼德勒皇官周围的护城河取水灭火。

曼德勒大轰炸中，云南会馆也成为日军袭击的目标之一，大部分队员由于及时躲进防空壕而安然无恙，但仍有三名队员不幸罹难，他们是李乃、尹坚君、杨师傅（炊事员）。陶朔玉、黄君珊两位女队员受重伤。

曼德勒被炸后的第三天，英殖民当局总督和多尔曼·史密斯夫人巡视了整个城市。多尔曼·史密斯夫人在她的日记中写道：

眼前的场景难以形容。街道上每一寸土地都被烧为平地，到处充斥着烧焦的树林，到处都是掉落的电话线，烧毁的马车残骸，其中一辆上还套着匹小马—真是难以言状，可怕极了。现场弥漫着刺鼻的味道。要清理这片狼藉，看上去遥遥无期。这次空袭事先没有一点点预警，炸弹就从天而降。火势借助风力，越烧越大，很快就成为一片火海。城市已被摧毁得一无所有^[7]。

曼德勒城里大部分人已经逃走，这座城市充满咄咄寒气。形势的突然变化，迫使战工队不得不作出撤离的决定。少部分人护送陶朔玉、黄君珊转往密支那疗伤，其余大部分队员乘船前往缅北重镇八莫。《侨商报》的同志携带印刷设备一同乘船，打算在八莫作为新的基地继续出版报纸，宣传抗日活动。然而缅北战局急转直下，侨党领导遂即作出有组织地分批撤退回国的决定。一部分队员先从八莫和腊戌乘车回昆明，其余大部分队员前往密支那，以便同在那里的队员会合后回国。

战工队应远征军38师的请求，留下陈杰夫担任翻译，队长魏磊协助，陈宝泉驾驶汽车，郑定远被派去摩谷搞侦察。任务完成后离升曼勒德向北撤退。陈杰夫的嫂嫂和两个侄儿，在逃难路上碰上陈杰夫^[8]，他让嫂嫂和侄儿坐驾驶室里，自己则站在车门边上前行。在行驶到摩谷地区附近，遭到日军的伏击，陈宝泉、陈杰夫的嫂嫂和两个侄儿被当场打死，陈杰夫脚部中弹受伤，魏磊被冲散，在逃亡途中遇上一个与三十八师失联的军官，魏磊带着他泅渡伊洛瓦底江，但游了一段，两人都沉入江中溺水而亡，顺着滚滚江水漂向了浩瀚的大海。陈杰夫受伤后，迅速隐蔽起来，他穿上帕索(paso)^[9]，讲一口缅语，削发为僧，在寺庙里养伤，躲过一劫。郑定远在摩谷执行任务时牺牲。

张光年、赵讽、郑祥鹏带领战工队60多名队员到达密支那，于1942年5月5日渡过伊洛瓦底江，把20多位旅缅文化人士和70多位华侨青年完好地带回祖国，不使一人落下。登岸之后，分乘卡车向昔董进发，途中遇路坍塌，全体下车步行，翻山越岭，沿西南古道向腾冲行进。后因腾冲沦陷，队伍只好绕道北上，经北斋公房下潞江坝，横渡水流湍急险恶的怒江。经过大约20多天的长途跋涉，于5月底到达保山县的瓦窑镇，然后乘南侨机工开来的卡车直奔昆明。

战工队成立至撤退回国的近半年的时间，共牺牲7位队员：^[10]陈宝泉、郑定远、魏磊、陈淑玉、李乃、尹坚君、杨师傅。其他大部分队员安全抵达昆明。面对国民党白色恐怖的统治，为了保存这支队伍，继续战斗，队员们在中共南方局、云南地下党和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郑易斋诸先生的关怀和大力帮助下，队员得到妥善安置，分散隐蔽起来。

四

1942年3月7日晚7点30分，当最后一列火车驶离仰光后，在缅甸境内，要了解大平洋战场、缅甸局势、中英军队抗击侵缅日军的消息，唯一只有阅读曼德勒出版的《侨商报》。仰光沦陷，《仰光日报》等报纸停刊，人员撤离，万马齐喑，而《侨商报》成为了华文报刊最后的绝唱。

《侨商报》的创办，得要从黄俊生先生说起。黄俊生于19 15年侨居仰光，仅14岁便在广东大街裕丰药材店当学徒。后来族人发现他写得一手好字，差他去摩直塘宏益板厂当书记。他原来的名字叫黄国伟，后加入中华革命党改名黄俊生。因爱好旧诗文，早年曾向木板厂经理黄兰释（仰光同盟会会员）学诗，壮年时曾一度诗酒为伴，习染旧式文人耽情声色的风流迹事。社会环境和政治苦闷影响着他的个人志愿，最终他还是鼓起勇气摆脱消沉的个人私生活，走出勾栏瓦肆不与腐化份子同流合污。1933年，他复创乐天社，集合缅华社会的左派人士与国民党顽固份子分庭抗礼，宣扬抗日救亡^[11]。

1941年，黄俊生在仰光自办普益木行，随后又在曼德勒创建新兴木材公司，开南国货公司，设公信商号，开展缅北文教工作，恢复停办多年的广育学校，出版《曼德勒周报》。1941年春，黄俊生邀约黄绰卿、黄重远到曼德勒筹办报业，开办自己的印刷公司。为此，创设开民印刷公司。黄绰卿是手民出身，熟悉印刷设备，设计了以最少资金建立印刷书刊的方案。1941年4月3日，黄绰卿第二次赶往曼德勒，装配设备，解决排字工人的招收培训。

黄重远在缅北教书，得知黄俊生、黄绰卿在曼德勒邀约办报一事，写信给黄绰卿，提醒他光靠现有人手是办不出一份像样的报纸来的。黄绰卿为解决编辑和稿件来源问题，又折返仰光找刘惠之、毕朔望、陶朔玉，请他们出任编辑、电讯、翻译。计划在仰光用长途电话报告当日消息，由曼德勒收听登载。黄重远以发起人的名义，办理注册手续，又由他去订路透社电讯。

刘惠之写信托昆明朋友，请李根源题写《缅京日报》，后收到李根源所写隶书报头。

设备调试就绪，《缅京日报》可以试版了。初印的《缅京日报》是15×20英寸的小型报。因为新招的手民还未学会排版技术，黄绰卿亲自动手做夜工。战前的缅华报纸清一色用5号、4号铅字，而开民印刷公司是第一份用全5号字排印的报纸，请李根源题的报头是用红色套印，彰显特色。

报纸刚出，困难也接踵而来。黄俊生、黄重远被仰光国民党总支部造谣诬蔑，侨党从统一战线的大局着眼，改用杨礼清为发行人，并另行独立组织报社，改名《侨商报》，与香港《华商报》相呼应。新创《侨商报》，可谓是白手起家，无房、无纸、无钱，怎么开办？正处于窘迫之中的刘惠之，在曼德勒遇见了在日本留学期间认识的云南同乡寸树声。寸树声时任腾冲和顺益群中学校长，1941年暑假来缅北募捐，修葺益群中学设施。刘惠之向他讲了《侨商报》的困境，寸树声帮他在云南会馆邀约滇商认股，得到“茂恒商号”经理王振宇先生相助，认购500股；又得永昌祥商号驻曼德勒经理杨克成先生认购500股，办报资金迎刃而解。

刘惠之非常感谢寸树声老大哥，在日本认识交往不多，但乡情不断，山高水长。寸树声于1896年9月25日生于腾冲和顺侨乡。1911年考入大理中学深造，敏而好学，爱国忧民。毕业后在乡校教学3年。1918年秋考入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研读政治经济学十余年。“九·一八”事变后，愤然归国，任北平大学教授。1936年与马叙伦等组织北平文化界救国会。“七·七”事变后，随西北联大住西安、城固，任商学系主任。1940年1月返乡，发动侨胞创办益群中学，李根源先生任董事长，寸树声任校长，委托吴哈先生在昆明聘请教员。1941年为新建学校游泳池，西行缅甸募捐，遇到刘惠之老弟，为《侨商报》创办助一臂之力^[12]。

报纸印刷又得华侨进步人士黄俊生、黄绰卿、黄重远的热情支持，由他们所办的开民印刷公司承担印刷。办报资金和印刷问题解决了，刘惠之和他的同志们又开始忙碌起来。首先购买收听广播的收音机，着手准备稿件，翻译英文电讯。发行工作交郑树惠、杨维书负责，经过前后近2 个月的紧张筹备，第一张《侨商报》于1941年12月16日同读者见面。

当日，黄绰卿激动地写下：

十二月八日珍珠港巨变的消息传来，加速我们报纸的脉搏。注册手续今天办好，明天便可出报。十二月十六日，《侨商报》诞生了！我兴奋地另外在红字报头敷上一张金粉，留作纪念，让它永远灿烂^[13]。

缅甸华侨战时工作队在曼德勒正式成立，它的成立宣言就刊登在《侨商报》上。

《侨商报》的消息来源主要靠收听广播，翻译英文报刊新闻，另转载重庆《新华日报》和香港《华商报》的文章。因编辑人员少，工作量大，深感吃力，侨党又派任以沛、徐迈进、石铭、贾寅鸣等同志参加报社工作，情况好转起来了。报社全体工作员，为了抗日救国，不计报酬，每天管两顿饭之外，每月只领取用于理发和抽烟的一点零用钱。报社工作艰苦，但精神振奋。每当清晨开门，看到门前不少关心时局的读者、侨胞排队购买零售报纸时，每个人的心里都感受到不凡的工作意义。特别是自1941年12月月23日仰光大轰炸后，华文报纸停刊后，《侨商报》就成为当时侨胞们了解国际形势、祖国抗战和家乡消息的唯一媒体了。《侨商报》出版后，从善如流，不断改进，赢得好评。当时曼德勒的一家缅文《缅京日报》还不时译载《侨商报》的文章，一天《缅京日报》转载了任以沛的一篇短评，任以沛情不自禁地大声喊道：“缅京日报转载了鄙人的短评了。”，海外报纸第一次转载任以沛的文章，他按耐不住内心的激动，喜逐颜开。

1942年1月19日，缅甸南部城市土瓦失守，2月份仰光各大华文报纸开始疏散，印刷厂的工人都走光了，没有人排印版面，全部停刊。《仰光日报》的主笔郭史翼,《中国新报》的经理许麾力、编辑郑伯华，都先后撤退到曼德勒，他们都来参观缅华新闻最后的堡垒——《侨商报》。缅甸南部战局的不确定性，也提醒着《侨商报》的全体同仁，曼德勒也有被空袭的危险，要未雨绸缪。侨党决定在八莫建立后方基地，先搬一部分设备过去，可用于印刷小张日报出版。

黄绰卿接到侨党指示后，开始着手印刷设备的转运工作。他找印度人订制了180个木箱，装铅字盘，缝制60个麻袋，装了300令纸，可供继续出版一年的用纸量。刘惠之先行乘火车至杰沙，然后坐船上八莫联系厂房。刘惠之那边有消息后，黄绰卿带着家室押运印刷设备随船北上。

船抵八莫码头，刘惠之来接运设备，运至滇商德记商号仓库内放置。因牛车运输速度太慢，300令纸当晚堆放在码头，需人值守。黄绰卿只好请人把家小安排在一禅族人茅屋，自己一人在货场看守一夜。

次日早晨，黄绰卿随刘惠之去拜访滇商德记、安记、惠记商号，联系下步工作的开展。热情的腾冲和顺商人寸楚卿先生设便宴招待他们^[14]。

3月初，刘惠之留在八莫继续筹备工作，黄绰卿单独一人返回曼德勒，当他乘火车到达谬洪镇车站时，看到中国远征军巳进驻曼德勒，《侨商报》用“大军云集瓦城＂的醒目大字标题，激发人们反抗侵略的力量，坚定华侨保卫第二故乡—缅甸的坚强信心。

他们决定战斗下去！

4月3日，曼德勒遭受日机突袭，全城陷入一片火海。侨党决定战工队、开民印刷公司、《侨商报》、曼德勒书店共80多人全部撤离。他们所乘的轮船于4月7日由曼德勒开行，经过12天才抵达八莫。黄绰卿身上所带的经费，开支完全体人员的船票费、伙食费后全部用罄。刘惠之、张培道、黄绰卿3人在关帝庙附近的一家茶店开会，刘惠之代表报社，黄绰卿代表开民印刷公司，张培道代表股东，会议决定业务联合经营，《侨商报》在八莫的运行就此开始。徐迈进、任以沛负责收听电讯消息，第2天就用毛笔书写《侨商报》大张号外，贴在八莫市中心广场钟楼下。侨胞们争相目睹“4月19日中国远征军攻入仁安羌解救英军” 的电讯。《侨商报》全体工作人员满怀信心，设法寻找房屋，继续出版。刘惠之与黄绰卿最终在距八莫半英里的市郊租到房屋，附近有医院、教堂、草垀、池塘和花园，可以随时躲避空袭。滇商德记商号用车把印刷设备运到报社新址，一切就绪，可以出版《侨商报》。1942年4月26日，《侨商报》收到英国伦敦广播，证实缅北昔卜镇巳撤退，27日贴出号外消息，八莫人心骚动，昔卜失守，腊戌不保，八莫炭炭可危了！

4月30日，刘惠之、任以沛、李国华带领《侨商报》工友和战工队前站队员撤退回国。黄绰卿在一家商店买下数十顶草帽，分送给朝夕相处的报社同仁、战工队员，伤心地和大家握手惜别。黄绰卿一家后来骨肉流离。母亲带着两孙回国，他和妻子带着三个孩子漂落在缅北的山村，躲避战乱，走入了他人生的至暗时刻^[15]。

侨党领导进步文化人士创办起来的《侨商报》，就这样在战火纷飞中倏然终止了它的历史使命。

五

1942年5月，云南滇西腾冲、龙陵沦陷，形成怒江东岸的中国军队与西岸松山的日军对峙的局面。

朱家璧、张子斋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发出的“如果日军深入云南，就要在云南发动抗日游击战争”的指示，倡导、带动、鼓励滇军第九十九师师长朱旭的长子朱嘉锡，为拯救家乡同胞，立志抗日，向昆明行营主任龙云请缨抗战。龙云委任朱嘉锡为“昆明行营龙潞抗日游击队司令”兼龙陵县县长，自筹资金组建龙潞抗日游击队。

组建初期，朱家璧、张子斋几次参加商讨，并推荐由缅甸撤退回国的“缅甸华侨战时工作队”中的范中平、钟明、谢飞敏（谢惠敏、谢非敏）、许漫夫、赖舵风、蔡时敏、冯中生七人参加龙潞抗日游击队。

缅甸华侨中共总支委是由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书记李国华，组织部长陈平山，宣传部长郑祥鹏，委员李华、杨章熹，是由南方局任命的负责人。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精神派往龙潞游击队的7名战工队员是缅甸华侨中共总支委决定的名单，由李国华书记直接推荐给朱家璧同志^[16]。

在昆明海源寺整训时，朱家璧还给他们讲解毛泽东游击战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驻我扰，敌疲我打”。

龙潞抗日游击队由昆明行前，朱家璧还嘱咐朱嘉锡“游击队的同志们千万不要把旧军队的坏习惯带到游击队去”。

张子斋原定要与龙潞游击队一起出发，亲自上前线参与指挥。后来为什么因故没去？其主要原因是需要他在昆明做统战工作。民主政团同盟准备在昆明成立支部，张子斋要协助他们。

龙潞抗日游击队组建后，滇西少数民族青年纷纷报名参军，队伍很快发展到600多人。在施甸县万兴天王庙成立游击队司令部，朱嘉锡任司令，常绍群任副司令（兼潞西设治局长），郑作舟任参谋长。下设4个大队。一大队杨伯舜任队长，有兵力 300余人；二大队王振武任队长，有兵力100余人；三大队姚昭添任队长，兵力100余人；四大队杨思敬任队长，有兵力100余人。“为歼灭窜入滇西之敌，组织民众协助正规军作战，破坏道路桥梁，妨害敌人行动，袭击其侧背，使正规军达到歼敌之任务”。是龙潞抗日游击队的工作大纲。

1942年7月15日，龙潞抗日游击队开赴龙陵象达乡，受到怒江西岸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龙陵当地的爱国青年寅夜参军，主动献出民间收藏各式枪械50支，乡村爱国绅士捐献枪械30余支。由傈僳族、傣族、德昂族青年组成的潞西抗日救亡团100多人参加游击队。猛板土司蒋家俊先后率领100多人的土司武装人员加入游击队。

为解决龙潞抗日游击队的供给问题，潞西、遮放、猛板土司及龙陵士绅、乡保长组成“龙潞区经济委员会”，负责提供给养和经费。1944年2月，龙潞抗日游击队转移到陇川、盈江、莲山、南甸一带游击区，得到了胧川、户撒、腊撒、干崖、南甸土司的支持，提供了军队所需粮饷。

龙潞抗日游击队在高黎贡山南段山脉、大盈江边、红蚌河畔展开艰苦的游击战争，队伍很快扩充到2000余人，声势浩大，威震山河。自1942年8月投入战斗至1944年反攻胜利，先后投入战斗30余场，长途奔袭数千公里。尤其是由傈僳族头人余正洪组织，余有福任队长的傈僳中队，100多年轻战士用从小打猎练就的一身本领，使用火枪地弩、弓弩毒箭，神出鬼没打击侵略者。游击队联合刀京版、寸时金、刘金生、许本和的武装力量，在昔马、铜壁关一带袭击日军。在户撒击毙日军大队长谷川一雄。游击队肩负着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收集情报，提供给正规军分析战场态势，制定进攻策略。游击队敌占区的乡村驿站建立情报网，利用少数民族语言做暗语代号联络，组织突击队，攻其不备，杀伤敌人有生力量。

在宣传鼓动民众坚持滇西抗战，安抚民心，动员群众方面游击队做了许多工作。龙潞抗日游击队开赴怒江两岸，朱嘉锡把由在昆明印刷好的李根源《告滇西父老书》和在下关自编的《告龙陵潞西民众书》，广泛散发。由朱家璧推荐的缅华战时工作队共产党员范中平等队员编入民运工作队，随军进行大量的抗日宣传工作。他们在前线游击区举办军民联欢会，自编自演抗日宣传节目，采用写对联的艺术形式抨击敌伪言论，写义正言辞的回信驳斥“中日亲善”、“东亚共荣圈”的诱降，声张民族正义，在滇西民众中产生不可小觑的影响。

受此启发，常绍群于1944年2月7日给龙陵平达日本宪兵队长上田，鱼笺雁书一封。

《答上田书》：

上田朴心队长鉴：

三函均悉，所以迟迟未复者，实因台瑞智识太浅，竟敢语无伦次，诚属不足与言，纵言之也无非对牛弹琴而也，故均以一笑置之；惟念台端多次上书之诚，认为孺子尚可教也，故不惮麻烦，按条答复如后：

一、中国自立国以来，对内即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八德为立国之基；对外以敦睦和平为本。此世界之士所喷喷称许者，不像贵国自从母国分部而后，既不知修信讲睦为何物，复不识礼义廉耻为何用，人民懒惰成性，谋生乏术，以致想入非非，抢人现成。古来中国沿海一带常遭贵国人民抢掠之祸，中国人民于是遂有连盗子孙之称矣。直至贵国明治维新以后，始稍立内治之道，但仍不未立道德信义之基，以故大唱武士道之精神，其目的仍不外伐人之国以自肥，而美其名曰“提携”，或曰“保护”，自圆其说，以此来欺瞒世界人士，试问纵三岁孩童又谁能信之耶？

中国近百年来，因满清政府之腐败，以致内战绵年，酿成国困民穷。贵国政府不知饮水思源，反而乘机掠夺台湾、琉球、朝鲜、旅顺、大连等处为己有。孙中山先生目睹满清政府之腐败，知国亡无日，遂奔走呼号，群起响应。民国十五年革命军北伐将近完成之际，贵国政府嫉忌中国统一，遂有济南事件之发生；中国朝野上下，至此洞悉贵国居心鸠毒，遂加紧刷新内政，埋头建设国防，对外无声无臭；贵国政府以为中国革命将领巳变成军阀，不闻国事，遂发动九一八事件、一二八事件，以致七七事件，中国政府不得不发动全面抗战。余以中国人民资格参加民族存亡而战，台端竟认为“卑鄙”，试问台端参加侵略为如何？

二、大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先生，所著《三民主义》一书中并无大东亚主义或大东亚阵线之条文。此不过贵国军阀要亡人之国一种烟幕作用而巳。贵国人民以讹传讹，受军阀之欺骗，而不自知。试问台端什么叫做“大东亚阵线”？大东亚阵线中说些什么？我敢说台端也跟着大家以讹传讹而巳。内容究竟是些什么东西，你一定奠名其妙吧！

三、此次世界大战之祸首为日本，而日本之所以恃者为得意二盟友，今意大利之墨索里尼内阁业于去年十月间宣告寿终正寝。继任者巳慨然与同盟军同携手矣（台端恐未有所闻）。而德国与苏联之战事，德军自民国三十一年冬，进抵高加索油田与苏军争夺半年之久。德军始终无法逾雷池一步，希特勒竟恼羞成怒，遂于三十二年七月间，尽起国内之兵百万之众。以期一鼓击毁苏军阵地。讵事与愿违，苏军不但屹然不动，反乘虚由北高加索侧翼迂回，以奇兵反击获胜。是役德军伤亡七万人，被俘二十四万人，此事莫斯科陆军部发表，全世界报纸曾经披露者，绝非像贵国军部一地虚构事实，凭空捏造，可比，希特勒因此一度神经错乱，扑地乱咬地毯。德军自失败后，士无斗志，节节败北。迄民国三十二年底，苏联境内巳无德军踪迹矣。同时，英、意、土联合海军亦将德军大半歼灭于地中海。于是被德军占领之各国群众振臂大呼，群起反抗。德军心胆俱落。如狂风只扫落叶，德军被杀者不下五十万人。刻此项民军仍在扩大反战中，预期不出今年，德军必将弃甲曳兵逃回老巢，希特勒亦必因气愤而跳海自杀。台端若不信，请拭目待之可也。至于贵国命运势将难逃德国同一之遭遇，何也？曰：“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是也。况贵国师出无名乎，此理之当然，绝非主观者偏见，或强词夺理，有意对台端起什么宣传作用。盖人类之公理相信今日巳到伸张之时，强权也至肥法之日矣。否则人类不但终无宁日，且将回复原始时代之野人。台端受军阀欺骗之毒巳深，且对今日世界之趋势毫无认识（这不但台端个人，其实整个日本何尝不如此），以为武力万能，纵操胜券，诚可笑，亦复可怜。且不论事之如何，即今日滇缅边境之中日军备与二年前日军初入境时相对比，又如何，已不言而喻矣。况目前印度盟国之大军巳正式开始反攻，其先头部队巳直抵缅甸北部，一部巳入八莫、胧川一带，我二、三、五、六各大队巳与会和作战。怒江东岸之国军五十万之众不日亦将向腾冲、滚弄各处移动，会师缅甸。台端巳身处瓮中而不自知，尚敢出言不逊，洋洋得意耶。又可笑者，贵军指挥官将怒江沿线处处封锁，以为得计，讵不知龙陵正面之无军事行动必要之理由。由此观之，贵国指挥官之不懂战略，可知某念台端频频上书之城，乃有好生之德，故不忍台端同惧与难，为特函复敦促台端，从速觉悟，前来等谷面谈，或派蒋发福亲来接洽，某当委台端为给养上尉总司令之职务，统帅三军，以展雄才。想台端必能胜任愉快。他日国父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之大同主义实施，台端即可耀武扬威于东京。其光荣岂与台端参加今日之侵略战争同日而语乎？此非齐东野言，愿台端详察之，良机不再来。

请台端静坐三思，以免徒其后悔。是为至盼，端复并祝旅安。

群部政训处代复

大中华民国三十三年二月七日^[17]

《答上田书》得到时任保山六区专员李国清给予高度评价，曾致电请云南民政厅奖励常绍群。

龙潞抗日游击队是滇西抗战中由中共带动起来的一支地方武装力量，经过朱家璧游击战术的培训，在战斗中展开了广泛的游击战与抗敌斗争。在怒江西岸的崇山峻岭以小量诡秘的战斗方式，对大规模进攻的敌人进行短暂、突然的攻击。依托地方优势，快速转移，避免与敌人正面交锋。游击队在躲避敌人时，选择合适的时机进行精准打击，给敌人带来不可预测的伤害。游击队依靠当地群众提供情报、支援与后勤，凝聚了广大人民的力量。游击战不仅是武装对抗，更是政治宣传的重要手段。

龙潞抗日游击队在滇西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游击队针对日军的重要目标，如交通线、后方设施等进行袭扰，削弱日军的战斗力量。

2、游击队活动范围广泛，进入深山密林等敌人难以触及的区域，为正面军队扩大战场提供了重要支持。

3、打破敌人的心理壁垒，游击队通过频繁的奔袭行动，瓦解了日军的威慑，为下面军队的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4、打击日军的经济基础，游击队除常规战斗外，还伺机破坏日军的交通、军需线，削弱其后勤保障。

1942年8月，龙潞游击队渡过怒江，挑选10名队员，组成突击队，从象达长途奔袭猛戛日军据点，打得日军措手不及，晕头转向。猛戛突袭成为具有代表性的游击战案例。

组建龙潞抗日游击队发韧于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的地下党员朱家璧、张子斋的倡导、带动、鼓励。

中共中央南方局1941年就指示朱家璧、张子斋“如果日军深入云南，就要在云南发动抗日游击战争”。

朱家璧、张子斋对龙潞游击队的指导、培训工作始终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太平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华侨工作的指示》精神，开展滇西日军占领区的游击战争。

朱家璧推荐的7名“缅甸华侨战时工作队”队员参加龙潞抗日游击队，充分响应了中共中央“我们必须大大的开展南洋各地华侨中的工作，华侨工作的方针应当是团结全体华侨，团结各阶层，各党派，共同进行反日斗争，赞助当地政府一切抗日设施，参加抗日活动”的号召^[18]。

龙潞抗日游击队自1942年6月组建至1945年2月解散，司令员朱嘉锡始终与朱家璧、张子斋保持联系。

中共云南省工委刘浩同志通过张子斋写信给常绍群，介绍中共地下党员徐学仁^[19]、张洪逵^[20]到龙潞抗日游击队工作。

1943年10月，朱嘉锡因故去职，龙云命令龙潞抗日游击队拨归远征军司令部指挥，由常绍群负责游击支队及龙、潞两县民政职务。12月司令部命常绍群率队前往盈江、梁河、腾冲区域活动，第二军派第九师第二十七团副团长高超率步兵一个营、迫击炮一个连，少校情报参谋万华之，美军联络参谋陈镜达上尉、卡特尔上士、翻译余伯机，突破滇缅公路日军防线，最终到达梁河县大厂（设治局所在地）。

常绍群驻大厂期间，得知遁迹外方的九保街一位云大法律系毕业的学生夏剑岚，此人是李根源的侄婿，富有爱国精神，与当地附敌的土司龚统政有交情，龚政统信任夏剑岚。当时腾冲南部土司附敌有其复杂的隐衷，要把他们争取过来，以削弱敌人的力量。常绍群密访夏剑岚，委托他去策反龚政统。夏剑岚随后找龚政统，言之凿凿，畅谈滇西抗战形势及民族存亡问题，龚政统德音莫违，同意把他组建的伪军一千多人带过来接受收编。常绍群后来率队沿盈江经蛮允、大平街至昔马，又把在该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的周文光^[21]部带回大厂。

龙潞抗日游击队力量日渐壮大，但常绍群深感往后若无正确的政治指引，部队等于没有灵魂，思想充满困惑。

常绍群(1907—1999)，云南镇雄人。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第11期学生，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高等教育班第八期毕业。曾任第60军第184师副团长。1939年张子斋在滇军184师任张冲师长的秘书，以“团结抗战，争取进步”的方针，团结了一批中上层军官，常绍群就是其中之一。1941年张子斋又由《新华日报》回到张冲指挥的第1方面军第2路指挥部工作，张子斋与常绍群过从甚密，龙潞抗日游击队组建后准备开往滇西前夕，朱嘉锡在昆明宴请朱家璧、张子斋时，张子斋还带常绍群出席，有意举荐常绍群做他的副手。

1944年，远征军开始反攻后，常绍群于6月上旬派可靠的政治部主任王任之携信函到昆明联系张子斋，请他到游击队政治部领导工作。“张因有其他任务不能分身，建议由我替他前去。党组织同意了这个意见，主要是要我对常部的情况进行了解，建立联系，坚定常绍群的抗日信念，给以我党的政治影响”^[22]。唐登岷于10月下旬以《云南日报》编辑的名义为掩护，与王任之由昆明出发，经楚雄、下关到达保山。在保山停留时曾到保山城北郊板桥后山马王屯远征军司令部，采访远征军长官卫立煌将军，他谈了滇西反攻的战况。随后唐登岷峨一行渡过怒江，直抵潞江坝土司署找线光天了解前方情况，绕高黎贡山小道经陇川到达了户撒。唐登岷同志到达户撒营地后，在游击队中开展以下活动^[23]：

1、让游击队员学习文化，创造学习时事、政治的条件。常绍群挑选可靠的干部参加学习，派了政治部上校秘书朱超学习拼音字母，为战士扫盲教育之用。

2、开萤火晚会，让队员们在休息时作些文娱活动。

3、他本人找当地人学习傣文，翻译傣族民间文艺。

4、写通讯给《云南日报》，发表《老便驾》《尚未解放的土地》。

5、组织“星星社”核心小组。星星社的章程，绝大多数与“新民主主义论”类似，参加人员有杨伯舜、周文光、李文卿、朱超、王任之、罗励功、常绍群。

6、建议游击队生产自给，由各队官兵搞生产自求生存，减少人民的负担。

7、去莲山（盈江）造访许本和，他当时是莲山设治局局长，率有一支抗日武装部队，在边境一带打击日寇。唐登岷、常绍群、许本和是在蛮允会见，争取许本和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

唐登岷在《在怒江两岸敌后的日子》一文中回忆：“我建议常绍群内部要加强官兵的政治思想教育，提高抗日爱国觉悟，发扬民主，改善官兵关系。部队外部，重要的是搞好部队与群众的关系。除了加强部队群众纪律教育和检查之外，尽量减轻人民的负担。部队在战斗之余，搞一些生产，争取能够自给一部分。我建议他以学习组织的形式，把骨于团结起来，促进思想进步”^[24]。

唐登岷在游击队中的工作，给游击队员留下深刻的印象。常绍群在日后的回忆录讲：“腾龙即将全部收复，我可就此机会把队伍拖进阿瓦山去建立革命根据地，接张子斋、唐登岷来领导，多么有希望啊！”^[25]

为了坚定龙潞抗日游击队员抗战的信念，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开展滇西抗战统一战线工作，中共云南省工委派出如此重要的领导人前往盈江、梁可、大厂、户撒一带帮助常绍群抓队伍建设，发展进步社团，这些举措都是按照中共中央南方局在云南开展对日游击战争的指示，以一贯之，收效显著。

张子斋、唐登岷长期以来，对常绍群政治方向选择的影响极大，最终带他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

唐登岷在户撒军营时，龙潞抗日游击队巳被第二十集团军编入战斗序列，番号改为“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游击第一纵队”,并派了第二十集团军总部机要室主任秘书颜伯诫来任政治部主任。颜伯诫带来不少政工人员，显然是来控制和监视常绍群的班底。唐登岷工作的政治气氛越来越差，处境已是厝火积薪。为防患于未然，唐登岷在王任之的护送下回到昆明。1946年7月，昆明发生“闻李惨案”^[26]，国民党蒋介石公开撕破和平伪装，大肆屠杀革命人士，镇压昆明民主运动，形势陡然恶化。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通知巳经暴露的张子斋，唐登岷转移到滇西龙陵，与朱家璧会合，到达龙陵后才得知朱家璧已去缅甸大哥家隐蔽，张子斋、唐登岷紧随而至仰光，在中共缅甸侨党工委的掩护下，安排进仰光《人民报》暂时工作。让张子斋、唐登岷惊喜的是在《人民报》与参加龙潞抗日游击队的缅甸华侨战时工作队队员蔡时敏、钟明、谢飞敏相逢。他们是抗战胜利后复员回到缅甸，在中共缅甸侨党工委的领导下参加进步事业。蔡时敏、钟明在《人民报》任缅文记者，谢飞敏任中缅文记者兼缅文翻译。他们在仰光共同走过了一段烈火如歌的岁月。

蔡时敏后来调回国工作，定居在福建漳州。

钟明于1952年回国在北京任翻译工作，后调任《山西教育》编辑部，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1975年7月23日由厦门大学派往漳州天宝公社参加基本路线教育时，因公殉职，终年52岁。

1954年，谢飞敏由《人民报》调往《中国日报》^[27]任经理， 1966年从隐蔽战线调回国内工作。

冯中生是缅甸华侨中共总支委派去龙潞抗日游击队参加前线对日作战的7名队员中，唯一牺牲的同志。冯中生是马来西亚华侨，海南文昌人。冯中生体格健壮，富有侨生坦率耿直的个性。在游击队里他认真学习射击军事本领，成为机关枪射手，是游击队中百发百中的神枪手。为了壮大抗日游击队伍，提高军事素质，派他参加大理军事训练团，毕业后被71军军长钟彬选中，任上尉连长。1944年6月1日，中国远征军强渡怒江，冯中生随71军参加反攻松山战役时，被松山高地上日军飞来的弹片击中头部英勇牺牲，年仅23岁。

范中平在龙潞抗日游击队作战中因枪管爆炸，左眼受伤失明。抗战胜利后转入朱家璧部队任中尉军需，到越南河内接受日军投降。到达河内18天后，朱家璧、范中平及团部官员 9人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前法国图书馆，后经卢汉释放回昆明。范中平返回仰光，参加中共缅甸华侨工委工作。1949年7 月范中平改名为范正，随匡沛兴领导的滇西边区工作组到达龙陵象达，复办晓东中学，培养师生骨于，为发展组织创造条件。收编乡自卫队、县常备大队，组织武装力量，配合边纵西进部队和平解放龙陵、腾冲。1950年初与匡沛兴一起返回仰光，受党组织的安排潜伏在缅甸华侨社会第三线^[28], 1987年回国离休，隐居在昆明，1999年6月8日在昆明病故。

赖舵风，后改名赖风，战后没有再返回仰光，他随西南联大北归，又转至上海，继续从事教学和地下党组织工作。青年才俊的赖风被上海市文联主席夏衍推荐担任首届上海市文联秘书长。1953年调入中国新闻社工作，期间派往越南创办华侨报刊杂志。1957年化名林子明赴香港筹建香港中国通讯社（即中国新闻社香港分社），为首任总编辑。保山市施甸县史志办还保存着他参加龙潞抗日游击队的回忆文章手稿。

许曼夫离开龙潞抗日游击队，战后留在国内参加党的统一战线工作。

滇西抗战胜利后，常绍群计划带领游击队员进入缅甸境内的滚弄江边，由滚弄江东岸渡江进入云南的阿瓦山区去建立革命武装根据地，接受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共云南省工委的领导。常绍群通知在缅北的游击支队段国正，派一个中队的游击队员前来户撒当向导。段国正随即派出副支队长张孟教带一个中队到达户撒，接常绍群部向缅甸出发。始料不及的是消息外露，由20集团军总部派来游击支队当政治部主任的颜伯诫知道后，暗中发动干崖、陇川、莲山、户撒土司组织民团，阻止常绍群率部前往滚弄。1945年3月1日，20集团军总部设“鸿门宴”解除游击队武装，接受改编，常绍群去阿瓦山区建立革命武装根据地的计划功亏一篑。

龙潞抗日游击队在滇西抗战中共活动2年10个月。无论是组建的动因，缅甸侨党战时工作队参加的队员，游击过程中队伍的思想建设，中共派出的干部指导，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都是历史性的必然选择。是中国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投入全民抗战的一朵浪花。在滇西的大江大河、高山峻岭，以大无畏的民族英雄主义精神，英勇奋战、不怕牺牲、前仆后继，给猖狂的日军以有力的打击，在支援与配合中国远征军的反攻作战中，作出了极为可贵的贡献。

滇西抗战中的云南，是云南近代一个非常突出的重要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龙潞抗日游击队中的影响力不是缘木求鱼，而是归之若水。回顾这段历史的脉络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共所做的荦荦大端的史实。

缅华侨党组织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滇西抗战中，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共云南省工委的领导下，始终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太平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华侨工作的指示》，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策略上“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熟练而恰当地处理统一战线中各种矛盾和问题，发挥了独特的战斗作用。缅华侨党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滇西抗战中的统一战线工作，从全局来看，只是一个局部的努力，但还是出现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舞台上，记录在党的历史中，虽然只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朵小小的浪花，依然色彩斑斓，见证着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曙光。

参考文献

[1]王俊彦《廖承志传》，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0页。

[2]时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之一。

[3]林望中著《缅侨党组织建立的前后》，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总第189期，第22页。

[4]《伊洛瓦底战歌》，1987年7月自印本，第5页。

[5]郑祥鹏编《黄绰卿诗文选》，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304页。

[6] 如果没有这次演练，伤亡会更加惨重。

[7]（澳）阿兰·沃伦著《缅甸1942：从仰光到曼德勒》，重庆出版社，2019年版，第280页。

[8]陈杰夫一家在抗战中失去10位亲人。

[9]帕索（paso）：缅甸男性穿的笼基。

[10]据林望中回忆，撤退途中，还有不属于战工队的李启（党员）、国泰戏院副经理林伟民不幸被霍乱夺去宝贵的生命。

[11]郑祥鹏编《黄绰卿诗文选》，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4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