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智库：冷战后美国生物安全战略

编辑：中评社文章类型：综合资讯发布于2022-11-10 13:10:00 共1990人阅读

文章导读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二级教授、中国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夏立平和同济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葛依杏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10月号发表专文……

来源：中评社

美国政府认为其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就是生物安全战略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二级教授、中国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夏立平和同济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葛依杏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10月号发表专文《析冷战后美国政府生物安全战略——从克林顿政府至拜登政府》。

作者认为：冷战后每届美国政府生物安全战略都有各自的特点，经历了一个从推动加强《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机制，到退出《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谈判，再到在全球建立336个生物军事实验室，然后到企图把新冠疫情责任转嫁到中国头上的演变过程。美国政府认为其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就是生物安全战略，美国政府也意识到生物安全在国际安全中的关键作用，因此对其十分重视。冷战后美国政府生物安全战略演变的主要动因是，保持全球霸权与保证自身绝对安全，保持军事生物能力优势和美国军工复合体中的生物制药公司赚取超额利润。冷战后美国政府的生物安全战略阻碍《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建立和公约的有效履行，美国生物实验室存在生物毒素泄露和被恐怖分子利用的巨大风险，美国生物实验乱象有在全球引发灾难性后果的危险。

文章内容如下：

冷战结束后，作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政府一直并高度重视生物安全在国际安全中的重要作用。作为《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重要缔约国，美国未能履行《公约》的所有义务，甚至公开反对建立多边核查机制。美国政府指责和攻击其他国家拥有生物武器，自己却控制全球30多个国家的336个生物实验室，并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所做的是对全球生物安全的威胁，是对世界各国构成威胁。

一、冷战后美国政府生物安全战略的演变

冷战后美国政府的生物安全战略经历了一个进化过程，从加强《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机制到退出《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议定书谈判，再到在全球建立336个生物军事实验室，然后到企图把新冠疫情责任转嫁到中国头上。贯穿克林顿政府至拜登政府生物安全战略的主线是维持美国霸权和确保美国绝对安全，但每届美国政府生物安全战略都有各自的特点。

（一）克林顿政府生物安全战略

冷战结束后美国首任总统为威廉·克林顿（William Clinton）。冷战结束后，美国认为，虽然核大战的危险已不存在，但核、生、化等已成为美国安全的严重威胁之一，而生物武器由于杀伤力巨大、易于获得和隐蔽等特点，其扩散造成的危险性甚至可能超过核武器和化学武器。克林顿政府生物安全战略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推动加强《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机制。

1971年9月，美国、苏联、英国与其他12个国家，拟订了《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和有毒武器公约》，即《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在联合国大会审议通过后，该公约于1972年在伦敦、莫斯科和华盛顿开放签署，并于1975年3月生效。

“为了防止恐怖分子、犯罪分子和一些对美国怀有敌意的国家使用生物武器袭击美国人民”，美国总统克林顿1998年5月22日宣布，美国政府“将进行协调一致的努力，来防止生物武器的扩散和使用”，把“加强《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使之有一个强有力的核查制度来进行检查和防止欺骗”作为一件头等大事。

1996年召开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第四次审查会议集中精力制定核查机制和速度。此后，西方积极推动谈判，加强《公约》核查措施。

其二，将防止生物武器扩散放在国家安全重要地位。

1991年冷战结束，据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理查德·切尼提交的《1992年度国防报告》中估计，截至2001年，将有10个国家能够部署生物武器。1996年3月当时的国防部长威廉·佩里在向国会提交的《国防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冷战后美国新的防御战略——“预防性防御”战略。佩里宣称，美国最重要的一点是对付核、化学和生物武器的扩散，一个潜在的侵略者如果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仅会增加冲突的死亡率，而且首先会增加发生冲突的可能性。〔2〕1997年10月24日，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强调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其他先进武器扩散，防止其落入部分失败国家或恐怖主义组织手中。1999年，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阐述了组成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三大内容即“塑造”、“准备”、与“反应”。其中，“反应”要对付的美国面临的主要威胁和挑战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3〕

其三，重点实施测定某些生物战剂的方法和开发疫苗。

1994年5月，时任美国副防长约翰·多伊奇在一份关于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报告中建议，在每年用于生物和化学武器测定装置研制的1.1亿美元预算中增加7500万美元。“生物综合测定法”（英文缩写BIDS）使可疑空气试样与能和某种生物战剂发生反应的抗体接触。至1996年底之前，美国在研究对付生物武器方面主要是以开发疫苗为重点。美国给派往波斯湾的美军部队注射抗炭疽疫苗，并同时使用6种辅助药剂强化注射效果。

1998年5月22日，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给美国所有武装部队（包括现役和后备役）的军人接种预防致命的炭疽细菌的疫苗。他还要求美国保持在生物技术研究与发展方面的领导地位。美国军队开始实施一项耗资3.22亿美元的计划，储备另外18种疫苗，其中包括一种预防天花的疫苗。1999年，克林顿政府要求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把用于防生物战研究的经费增加70%，达到每年1.46 亿美元。美国会批准拨款5100万美元，开始建立美国内药品和抗生素的储备。

（二）小布什政府生物安全战略

美国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alker Bush，又称为小布什）政府于2001年上台。“9·11”事件发生后，出于美国国家安全和反恐战争的需要，小布什政府逐渐形成了以单边主义为核心的“布什主义”，主张美国“运用自己军事、政治和外交等力量去应对来自世界上的威胁、承担全球责任、去塑造未来格局”。在生物安全方面，小布什政府认为美国面临的主要威胁从生物武器扩散转变为生物恐怖主义，更加重视防止生物恐怖威胁。小布什政府对美国生物安全战略做了重大调整，是冷战后美国生物安全战略的重大转折点。

其一，退出《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谈判。

2001年《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签署国在日内瓦就公约的核查措施达成协议，并拟定了包括核查措施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议定书，计划在2001年11月完成最后谈判，并签字生效。但美国政府评估小组2001 年5月在《公约》议定书草案中找出38个问题，并认为其中有5-6项相当严重。2001年7月25日，小布什政府明确表示反对根据《禁止生物武器条约》建立核查体系。对于采取这种立场的理由，2002年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的约翰·博尔顿表示，首先，生物武器与核武器不同，是无法验证的，生物武器的制造材料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中；其次，生物研究具有双重性，既可以用于和平目的，也可以用于战争目的，公约核查议定书草案极大可能泄露出企业商业秘密，损害美国国家安全；最后，草案可能会被别有用心人利用，如伊朗、伊拉克等国可能以公约缔约国的身份，要求获得有关生物研究的技术和设备，用于研制生物武器。〔4〕

其二，大力推动生物防御以应对生物恐怖袭击危险。

2001年“9·11”事件以及持续数周的“炭疽病毒”生物恐怖袭击后，美国政府越来越担心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有可能使用生物武器来攻击美国，更加重视防止生物恐怖威胁。小布什政府于2002年12月11日发布了《打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战略》报告，强调美国政府应当执行强有力的反扩散政策，防止恐怖分子获取此类武器，利用新技术提升情报搜集能力并与盟国开展紧密合作等。〔5〕美国政府于2003年启动生物监视计划（BioWatch），最初生物监视计划在美国30多个城市安装监视生物恐袭装备，后期扩大到120个城市。

2004年4月28日，小布什总统签署《21世纪生物防御》总统行政令，这份行政令为美国生物防御提供了一个完整框架，内容涵盖了美国生物防御计划四大支柱即“感知威胁”“预防保护”“监视侦察”“救援应对及重建”。〔6〕小布什于2004年7月21日签署了《生物盾牌法案》，该法案计划于十年之内投入56亿美元在生物安全方面，用于储备药品以及处理生物安全危机等，高速研发药品，同时授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U.S. Food & Drug Administration，英文缩写FDA）紧急情况下立即发放药品的权力等，以增强美国的安全性。2007年1月31日，小布什总统签署国土安全总统行政命令第18号文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医疗对策》，规定了特定生物药剂的相关政策，以加强生物防御。

其三，初步建立美国生物安全治理体系。

小布什政府为维持美国的领导地位，主张“美国将保持一个没有同辈竞争者的强大军事实力”。在“9·11”事件之后的阿富汗战争中，美国多次发现有基地组织在研发生物武器。生物学的不断进步，特别是对人与微生物之间长期“共生”关系的最新认识，促使小布什政府强调采取“先发制人”战略，决心提高对生物攻击的防御能力。小布什政府认为美国在生物安全方面面临的主要威胁从生物武器扩散转变为生物恐怖主义，将生物恐怖主义认定为美国真正的威胁，为此开始着手构建美国生物安全治理体系。在2002年与2004年相继推出的《抗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国家战略》、《21世纪生物防御》行政令以及《生物盾牌法案》背景下，小布什政府出台的相互关联的三大反对生物恐怖袭击计划即生物监视计划、生物传感器与生物盾牌计划，各自探测与预测潜在生物安全威胁，对探测到的信息流加以汇总从而加速决策，以及促进生物医学对策如疫苗、药物和医疗器械等的开发。小布什总统2002年6月12日签署的《防止生物恐怖主义法》中规定持有、使用、转移联邦机构名单上的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相关研究机构和企业必须登记，同时在研究生物防御领域投入29亿美元。小布什政府还出台《2002年农业保护生物恐怖主义法》，并制定对可能造成美国农业部动植物健康和安全重大威胁的生物制剂进行管控的规定。同时要求至少每两年对生物制剂代理商和相关生物制剂进行一次审评。〔7〕

（三）奥巴马政府生物安全战略

奥巴马政府主要战略目标是防止生物恐怖主义，主张通过国际多边合作来保证美国生物安全，其根本目的是维系美国霸权和绝对安全的需要。在奥巴马任职期间，制定了一系列有效的生物安全战略，开始将生物安全放到战略层次并优化生物防御“布萨特计划”，同时确立生物安全科技治理框架。

其一，将对国内生物防御的关注与对全球生物安全保障的重视并重。

2009年11月23日，奥巴马政府颁布《应对生物威胁的国家战略》，在该报告中列出七个战略目标以应对生物威胁：⑴保证全世界的卫生安全；⑵增强生物安全和责任行为规范；⑶及时观察当前和即将面临的生物风险；⑷采取有效方式阻止生物武器和生物制剂的滥用；⑸建立预防生物威胁和危机的忧患思想；⑹同所有利益相关者有效交流；7.构建国际交流。该战略报告不仅标志着美国生物防御政策系统化，而且显示从对国内关注转向对国内生物防御的关注与对全球生物安全保障的重视并重。奥巴马2009年12月30日签署第13527号行政命令《生物袭击后的医疗对策》，主要内容包括：联邦等部门协同合作，节约时间，在生物问题出现后立即给出措施；政府需要迅速发出物资援助，帮助救援；保证政策的法律性与可行性，制定长期的医疗策略。〔8〕2009年10月，奥巴马政府颁布全球首个《国家卫生安全战略》以应对美国公共卫生安全威胁。这是美国首个国家卫生安全战略，主要从其国内公共卫生的角度来阐述其生物安全政策。之后于2012年和2015年两次进行了修订与完善。

其二，强化生物监测路径并扩大生物监测范围。

2009年，奥巴马政府颁布的的《应对生物威胁的国家战略》将生物监测提高至美国国家层面，战略报告中指出美国国家安全建设的首要任务是设立高效整合的国家生物监测体系。把生物监测提升到国家层面在美国这是第一次，在全球其他国家中也没有此例。这可以表明美国对建立高效整合的国家生物监测体系已有了更为全面的认知，将它置于生物防御的核心位置。奥巴马说，美国一定要在面对各种生物安全问题的情况下拿出策略，生物监测计划就是其中之一。

奥巴马政府2012年出台《生物监测国家战略》，根据这份文件，生物监测（Biosurveillance）被定义为搜集、融合、解释、传递可能给人类和动植物带来各类疾病威胁的基本信息，从而实现相应的早期探测与预警，帮助人们掌握重大事件中与健康相关的总体局势，以便做出更加明智的决策。生物监测的手段包括症状监测、实验室监测和环境监测等。生物监视计划是生物监测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主要针对的是大规模有害生物威胁的外部环境监测与预警。〔9〕鉴于该计划的重要战略价值，其发展进程一直受到各方高度关注，包括政府问责局、美国国家科学院、国会职能委员会、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以及部分媒体等政府内外的各种组织机构。

其三，倡导生物安全的全球多边合作。

奥巴马政府强调需要开展国际合作来应对生物威胁。尽管奥巴马政府重申不参加《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谈判，但称赞《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是讨论生物安全问题的首要国际论坛。2011年12月，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成为在《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审查会议上发言的美国政府最高级官员，这也表明奥巴马政府对该条约的重视。此外，奥巴马的战略强调生物威胁对国际社会构成的风险，而小布什政府则将生物武器主要视为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威胁。

奥巴马政府于2011年10月颁布的《全球卫生战略》主要从全球公共卫生方面来解释其生物安全政策。

（四）特朗普政府生物安全战略

特朗普政府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上从将恐怖主义作为主要威胁转变为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奉行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和“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与此相适应，特朗普政府在生物安全领域的主要战略目标从防止生物恐怖主义转变为将中国作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为维护美在生物领域霸权地位，推行“美国优先”与“单边主义”指导下的生物安全战略，对生物安全威胁实行统筹治理，并企图将新冠肺炎疫情流行的责任强加于中国。

其一，奉行“美国优先”和单边主义的生物安全战略。

2018年9月18日，特朗普总统签署第14号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发布美国《国家生物防御战略》。这是特朗普政府出台的第一份针对生物安全的国家级战略，正如特朗普在发布美国《国家生物防御战略》当日便在推特上称美国将采取行动以此来强化对生物威胁的防御，这是联邦政府历史上首次出台应对全球范围内生物威胁的《国家生物防御战略》，这份战略也反映出美国政府对国内与国际生物安全能力建设的新风向。这份文件是特朗普政府在生物安全领域的具体化体现，也是美国历届政府关于生物安全议题最系统、最全面的阐述。该战略指出从源头开始了生物的抑制在内的威胁，加强生物医学技术和革新，提升全球生物实验室的安全，并确保全球信息的共享和全球威胁打击能力的加强，应急响应的改善等。《国家生物防御战略》强调以实力维和，将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同时《国家生物防御战略》在构建生物安全领域的全球部署、全球监测和全球打击能力方面，与国家安全战略高度一致，其对付中国的针对性更加明显。〔10〕

特朗普政府的生物安全战略充分体现了“美国优先”和“单边主义”的执政理念，呈现出部门协调集权化和生物威胁应对一体化的特征。特朗普政府对生命科学领域的投资增加，生物技术革新和生物防御系统的实现相互赋能，确保卫生安全的同时促进生物技术革新领域以此维持美国的霸权。根据这一战略，美国首次成立了部长级生物安全指导委员会，加强了全国各部门的协调。进一步强调以监测和信息为核心的风险评估在生物防御中的重要地位，要求加强对高风险生物技术研发活动的全球监督。

其二，将新冠肺炎疫情流行归罪于中国。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后，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时任美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等美国政府高官和部分国会议员对中国开启“叙事之战”。一直散布病毒来自中国、新冠疫情流行是中国的责任等错误言论，对中国进行批评指责，煽动各国对中国的负面情绪，企图减弱世界对中国的信任。特别是蓬佩奥多次攻击中国共产党，说中国政府和世卫组织隐瞒消息，导致疫情全球大流行。

在疫情流行和经济倒退、就业率下降的形势下，为了应对大选，特朗普政府将中国作为选举中的主要攻击目标。2020年4月，共和党参议院全国委员会给各区共和党下达文件，明目张胆煽动利用疫情问题来打压中国。〔11〕美国国会许多议员发表不正当言论打压中国，想要以此获得政治资本。

其三，对生物安全威胁实行统筹治理。

特朗普政府采取一体化的生物安全战略，将传染病疫情威胁与生物恐怖威胁统一整合到生物防御战略之中。《国家生物防御战略》强调，应当不断优化国家生物防御系统，这将有助于自身以及海外伙伴的生物安全得到保障，降低受害风险，不论这种威胁是来自蓄意生物攻击、意外生物灾难还是自然暴发的疫情等。

2019年1月，特朗普政府发布《2019至2022年国家卫生安全战略》及《实施计划》，发布目的在于希望通过协调“整个政府”的方式，加强与外部伙伴的合作，共同支持公共卫生政府机构和卫生保健利益相关方，有效并迅速应对当前及未来面临的卫生安全威胁。〔12〕此战略与美国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以及《国家生物防御战略》等国家战略保持一致，同时也互相提供支持。2019年5月9日，特朗普政府颁布《全球卫生安全战略》时再一次申明美国政府将继续加强世界预防、发现和应对传染病威胁的能力，无论这种威胁源自自然还是人为有意为之。

（五）拜登政府生物安全战略

拜登政府基本继承了特朗普政府生物安全战略，企图将新冠肺炎疫情流行的责任强加于中国。

其一，继续企图将新冠肺炎疫情流行的责任强加于中国。

2021年5月26日，拜登发表了一项声明，呼吁美国情报部门进行调查，以确定新冠病毒是否源自实验室动物或意外，并敦促中国参加全面、透明和基于证据的支持下的国际调查。〔13〕在拜登发布这份声明的两个月前，世卫组织专家完成了武汉小组第一阶段调查工作，中国专家与世卫组织共同撰写研究报告，发表了最终结论，有几种可能的途径:人畜共患病出现的可能性最大；通过中间机制引入是“很可能到很有可能”；通过冷链引入是“可能的”；将其引入实验室“极不可能”。2021年3月，世卫组织可追溯性专家组正式发布了其联合研究报告，该报告受到全球科学界的肯定。

其二，继续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

近年来，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进一步加剧了生物武器的恐慌。因此，必须加强《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机制，同时加强对生物武器的控制。建立一个严格的核查机制已成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协商一致的意见，而缔约国的承诺由于缺乏对公约执行情况的有效监测而多年来一直是一纸空文。但是，美国在2021年5月举行的《公约》核查机制投票中，投下唯一的反对票，使得该机制最终以182:1而流产。美国的阻挠让全世界78亿人置于生物武器危险之下，也让其霸权心理和双标面目彻底暴露在世人面前。

其三，掩盖美国在乌克兰的生物军事活动。

2021年11月，美国政府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提交的工作文件中表示，在美国所谓的减少生物威胁的项目之下，美国在海外成立所谓的“合作项目”共计336个，其中有26个位于乌克兰。这些生物实验室正在进行代号为“候鸟”的病毒传播项目，并与位于德特里克堡的美国军事基地合作生产生物武器。美国国防部于2022年3月11日发布的所谓“事实文件”也提到了与乌克兰的46个“合作设施”。2022年3月6日，俄罗斯国防部在乌克兰领土上发现了美国资助的军事生物项目。这些生物实验室储存了大量危险病毒。有证据表明，位于俄罗斯边境附近的几个由美国资助的乌克兰生物实验室一直在研究和开发生物和化学武器。〔14〕美国国防部完全控制了这些实验室，乌克兰境内的所有危险病毒都必须储存在那里。进入实验室调查病毒研究的痕迹，美国为乌克兰境内的生物实验室提供了2亿多美元的资金。五角大楼直接资助研究。美国国防部“在美国专家的直接监督下”直接负责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的所有高风险研究，同时乌克兰国防部还参与了美国在其领土上的部分军事生物研究项目。

二、冷战后美国政府生物安全战略演变的主要动因

冷战后美国政府生物安全战略开始发生巨大转变，美国政府从推动加强《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机制摇身转变成极力反对设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从倡导生物安全的全球多边合作转变为从大国战略竞争出发企图将新冠肺炎疫情流行的责任强加于中国，从大力推动生物防御以应对生物恐怖袭击危险转变为在全球建有336个与军事生物有关的实验室，是有深刻的战略与国内动因的。

（一）美国保持全球霸权与保证自身绝对安全的需要

由于美国在冷战结束后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全球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要目标是维护全球霸权与保证自身绝对安全的需要。1994年1月，克林顿政府启动“接触与外联”国家安全战略，其核心思想是，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必须承担领导世界的责任”，并“在世界上促进美国价值观和美国利益”。这一指导思想是冷战后美国历届政府一脉相承的。同样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美国优先”的特朗普，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颁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基于“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同时强调“四个核心国家利益”，即保护美国人民和国土安全，促进和平、繁荣，主张增加美国自身实力和影响力的增强，要求恢复美国在世界上的优势。

与此相适应，冷战后美国政府生物安全战略也服务于美国保持全球霸权与保证自身绝对安全的需要。

（二）美国保持军事生物能力优势的需要

冷战后美国政府生物安全战略也是美国保持军事生物能力优势的需要。美国军方控制着世界各地数百个军事生物实验室，其主要目的是保持军事生物能力的优势。这些军事生物实验室绝大多数位于邻国，靠近被美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国家，如乌克兰、格鲁吉亚、韩国等。这使得人们越来越怀疑，这些生物实验室的美国军人参与了针对进攻性生物武器研究。美国防部近年来还开始扩大在亚洲的生物研究项目，寻求将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的研究转移到蒙古。

（三）美国军工复合体中的生物制药公司赚取超额利润的需要

美国军工复合体中的生物制药公司是影响冷战后美国政府生物安全战略制定的重要因素之一。美国有的生物制药公司实际上也是美国军工产业集团，即美国军工复合体的组成部分。它们为了赚取超额利润，不仅提供给美国所有武装部队（包括现役和后备役）军人接种的各种预防致命细菌和病毒的疫苗，而且进行病毒的基因研究和人工改造。小布什政府根本改变克林顿政府推动加强《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机制的政策，退出《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谈判，非常可能是受属于美国军工复合体的这些美国生物制药公司的影响。唐纳德·亨利·拉姆斯菲尔德于2001年至2006年担任小布什政府国防部长之前曾相继担任西尔制药公司首席执行官和以制药为主业的吉利德科学公司董事长。拉姆斯菲尔德作为小布什政府国防部长肯定会对该政府退出《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谈判的决策有重要影响。而且，坚决主张退出《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谈判的时任负责武器控制和国际安全事务副国务卿约翰·博尔顿（John Robert Bolton）与拉姆斯菲尔德都属于新保守主义。

三、冷战后美国政府生物安全战略的影响

冷战后美国政府生物安全战略对世界生物安全和美国自身生物安全都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导致《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无法建立，美国生物实验室存在生物毒素泄露和被恐怖分子利用的巨大风险，美国生物实验乱象有在全球引发灾难性后果的危险。

（一）阻碍《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建立和公约有效履行

小布什政府退出《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谈判，拜登政府投票否决建立《公约》核查机制，使《公约》从1996年开始讨论建立核查机制至今历时26年也未能建立《公约》核查机制。截至2018年12月，已有182个国家是该《公约》的缔约国。中国于1984年加入《公约》，称缺乏核查是《公约》的一个缺陷。根据《公约》，各缔约国承诺不研制、制造、储存或通过其他手段获取微生物剂或其他生物剂或毒素，其种类和数量不足以证明其使用在疾病预防、保护或其他和平目的安全。

作为全球生物军事活动最多的国家，美国是唯一反对建立《公约》核查机制国。因为美国的反对，《公约》核查机制无法建立，无法解决缺少核查这一《公约》的缺陷，所以《公约》无法得到有效履行。而美国利用《公约》缺少核查的缺陷，在其领土上，奎迪堡基地的生物军事实验室和世界其他国家的336个生物军事实验室对人类和动物的罕见传染病病例进行微生物学研究。这些生物实验室含有大量危险病毒。美国拒绝接受对其境内外生物设施的核查，这使得这些军事生物实验室极其不透明。国际社会无法瞭解这些生物军事实验室的活动是否违反《公约》规定和美国对《公约》的承诺。

而瞭解这些非常重要，因为历史上美国在使用生物武器方面有非常恶劣的记录。1952年7月美军在朝鲜使用生物武器伤害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战员。在收到朝鲜和中国政府的投诉后，一个由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专家组成的“国际科学委员会”前往朝鲜进行调查。根据调查，他们得出结论，美国使用的生物武器与臭名昭着的日本731部队直接相关。美国二战后在接收日本战犯的同时，接收了原日军731部队北野政次和石井四郎等人，并将他们派到朝鲜战场。但美国方面始终拒绝承认使用过生物武器。正因为如此，国际社会有必要强烈要求美国对其德特里克堡基地生物军事实验室和在世界其他地方的生物军事活动作出澄清。

（二）美国生物实验室存在生物毒素泄露和被恐怖分子利用的巨大风险

美国境内的德特里克堡基地是世界最大的生物军事实验室所在地。美国在全世界其他国家的336个生物军事实验室广泛分布在原苏联国家如格鲁吉亚、乌克兰、哈萨克斯坦以及中东地区、东南亚和非洲地区，并存储了大量危险的病毒。这些美国生物实验室，基于美国国防部下属的国防减少威胁局的“共同生物协议”军事项目。美国从特定人群中收集遗传物质，使用人工生物学技术进行某些工作和分析基因组，并在许多国家建立了高度保护的实验室。这些生物军事实验室储存和研究大量危险病毒。它的研究活动由美国主导，没有美国的许可，任何信息都不能公开。国防减少威胁局向这些生物实验室提供了“技术援助”，为它们提供资金设备、人员培训和监督敏感生物资源的控制。这些生物军事实验室存在病毒泄漏的巨大风险，甚至已经多次发生病毒泄漏，损害所在国民众健康，并使世界人民面临危险病毒的重大威胁。

美国军队在其他国家的生物实验室通常有两种运作方式:

一是控制东道国政府，并将人员安排在关键职位上。例如，在乌克兰的颜色革命之后，美国任命拥有美国国籍的乌拉娜·苏普隆为卫生部长，从而为与美国进行军事和生物合作开了绿灯。

第二种是基于外交保护的私人外包。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阻止东道国政府通过军事项目直接向私营公司提交合同，并通过利用外交豁免特权帮助实验室申请外交豁免，逃避了国会的控制。例如，位于乔治亚州卢格的美国生物实验室的工作人员虽然不是外交官，但享有外交豁免权。这些私人公司可以逃避东道国的控制，在外交保护下为美国政府工作。实验室获得的结果通常受到中央情报局的保护。〔15〕

其一，美国在乌克兰的军事生物实验室研究项目。根据俄罗斯方面缴获的材料，美国军事生物实验室在乌克兰的研究项目主要包括：关于候鸟传播危险疾病的可能性的UP-4；关于蝙蝠向人类传播细菌和病毒的P-781；关于出血热病毒的UP-8。俄罗斯还发现了一些项目的原始文件，比如将生物样本从乌克兰转移到西方国家。UP-4草案，其中，研究候鸟传染可能性在内的一些特别危险的H5N1高致病性禽流感，可导致人体的死亡率高达50%，并且病毒是禽流感病毒感染人类的病毒，一旦扩散能杀死一半世界人口；P-781项目，该项目将蝙蝠视为潜在生物武器制剂的载体。这些病原体，如从蝙蝠传播给人类的细菌和病毒，包括但不限于鼠疫、钩端螺旋体病、布鲁氏菌病、冠状病毒和丝虫病；UP-8项目，涉及刚果出血热和汉坦病毒；以及与炭疽和非洲猪瘟研究有关的UP-2、UP-9和UP-10等研究项目。俄罗斯军方在乌克兰发现了大量证据，可以充分证实美国在乌克兰建立的36个生物实验室正在制造生物武器。〔16〕其中，还发现美国在利用蝙蝠研究冠状病毒，并已制造出生物武器的部分证据。

俄罗斯泄露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克兰的军事生物研究中对人体进行了病毒抗体测试。据俄罗斯军方高层指出，2022年3月24日，“UP - 8项目在利沃夫、基辅、哈尔科夫、敖德萨有4000名士兵受了汉坦病毒抗体的检测，另外400名士兵受了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的抗体。”他说:“不仅人体组织和血清样本被送往国外，危险病原体及其携带者也被送往国外。”他补充说:“仅在哈尔科夫的实验室，就有近20名乌克兰士兵死亡，另有200人住院治疗。”

2022年2月24日，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接到文件通知要求其把炭疽、霍乱等多种病毒尽数销毁。美国大使馆命令这些生物实验室，立即销毁所有高传染性病毒。美国人成功地将基辅、哈尔科夫和敖德萨实验室的大部分文件，包括数据库、生物材料和设备，转移到利沃夫研究所和美国驻利沃夫领事馆。一些设备也可以转移到波兰领土。140多个装有蝙蝠体表寄生虫——跳蚤和蜱——的容器从哈尔科夫生物实验室转移到国外。〔17〕事实上，美国领导人更担心的是，病毒样本可能会被俄罗斯军队发现，犯罪证据可能会泄露给公众。

其二，美国在韩国的军事生物实验室研究项目。1998年9月，驻韩美军在韩国建立了炭疽杆菌实验室，开展相关生化实验项目。从那时起，驻韩美军在釜山、乌山、武山和平泽四个基地建立了芽孢杆菌生化实验室。〔18〕2015年，韩国媒体披露了代号为“朱庇特”的生物和化学武器研究项目，该项目由美国军方在韩国秘密进行。同年，美国陆军化学生物中心埃奇伍德通过联邦快递将标有“失活”的无烟煤杆菌样本送往韩国京畿道乌山美军基地，但没有向韩国通报运输细节。今年5月，美国国防部承认了“乌龙炭疽”事件，在该事件中，军事实验室错误地将大量炭疽杆菌样本灭活，包括美国在韩国的基地。

但从那时起，运往美国驻韩国基地的生化武器试验样本数量逐年增加。对于美军在韩国的生化实验室，位于釜山港码头8，数字显示，样本数量的化学武器和化学实验的实验室收到了2017至2019年分别是第10、第26和第56瓶。2019年12月，韩国国防部和美国驻韩国司令部宣布，他们将在釜山港8号码头的美国基地实施代号为半人马的木星跟踪项目。2020年10月，韩国共同民主党的国会议员透露，据韩国疾病管理署提供的资料，美军向釜山港第八码头、群山和平泽美军基地等地运送了数以百计的瓶子的肉毒杆菌毒素、蓖麻，每瓶内含有2纳克的微量物质。美方计划将“半人马”相关实验项目持续至2026年。美国巴特尔纪念研究所近期还为此项目招聘研究人员。

在韩国的美军不顾当地居民的健康和安全，以极高的速度运送危险的样本，进行生化实验，引起了韩国人民的不满和愤怒。2021年8月，朝鲜民间协会向美国驻南朝鲜生物实验室的美国高级官员提起诉讼，指控其为实验室进行的非法活动。抗议者说表示美国在韩国进行了生物和生物武器试验，以提高他们的细菌战能力。美方无视韩方法律规定，秘密向韩国运送生化武器样品，严重威胁了当地居民的生命。釜山市居民投票促进委员会“关于美国实验室离开釜山港”于2021年启动了关于美国生化实验室离开韩国釜山的投票。2022年4月5日，韩国民间团体在韩国釜山美军基地附近举行示威，要求关闭釜山港美军基地内的生物实验设施。近年来，不少韩国民间团体多次示威，要求全面修订《驻韩美军地位协定》，在韩国废除其某些规定以禁止美军在韩国的生物实验室。

其三，美国在蒙古的军事生物实验室研究项目。美国和德国的军事机构和研究中心在蒙古境内进行了微生物学研究，涉及人类和动物的罕见传染病病例。美国研究的一个领域是危险病毒对亚洲人的影响。美国和德国专家定期在蒙古收集样本和生物材料，并积极研究该地区的地方病及其变异。这项研究由美国军方资助，美国军官直接参与。〔19〕

其四，美国生物实验室存在被恐怖分子利用的巨大风险。例如，在2001年9月18日开始、持续数周的美国生物恐怖袭击期间，含有炭疽杆菌的信件被寄给了几家新闻机构和两名民主党参议员，生物恐怖分子是布鲁斯·爱德华兹·艾文斯，他曾在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的军事生物实验室工作。他从德特里克堡基地自己的实验室窃取炭疽样本，对其进行培养并投放用于恐怖袭击。〔20〕

（三）美国生物实验乱象有在全球引发灾难性后果的危险

近年来美国政府在生物安全领域投资巨大。拜登政府2022年公布2023财年国防预算8133亿美元，其中生物安全与传染病预防预算为882亿美元，是核武器预算的两倍多。自奥巴马政府2011年预算以来，美国的生物防御预算开始超过核武器预算，超过600亿美元，超过前9年570亿美元的总和。2015-2017财年，美国生物安全国防预算分别为684亿美元、721亿美元和746亿美元。

如此巨大的资金支撑美国国内数量众多的生物实验室和美国在其他国家的生物实验室运转。但在美国，许多这样的生物实验室的管理和监管是混乱的，事故经常发生。例如，2006年至2013年间，美国实验室至少发生了1500起严重的实验室事故。涉及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非典、埃博拉病毒、炭疽、致命天花、禽流感和冠状病毒等极其危险的病原体。这些事故包括病原体的泄漏，研究人员利用自己的任务毒害他人，实验动物的泄漏，以及其他可怕的事件，如“生化危机”。这只是美国联邦机构提交的文件数量。事实上，美国自称是科学研究的领导者，但还没有解决对实验室进行适当监管的问题。

从一些事件来看，美国在其他国家有生物实验室的地方，当地出现传染病的几率会大大增加。2011年至2016年，乌克兰经历了霍乱和流感等几种恶性传染病。在美国生物实验室抵达乌克兰之前，这种传染病是罕见的，特别是2009年在捷克地区的肺炎疫情，造成450人死亡。联合国关于生物和化学武器以及微生物学家伊戈尔·尼库在乌克兰政府调查疫情的来源，称美国人关闭了自己的实验室，此举间接表明他们与疫情有关；2016年1月，哈尔科夫州20名军人死于流感样病毒，两个月内364人死亡；2017年11月，哈尔科夫市报告了29例甲型肝炎病例，从当地受污染的饮用水中分离出病毒；2018年1月，37人被送往医院。〔21〕

在韩国管理木星项目的美国巴特尔纪念研究所参与了格鲁吉亚的一个生物武器实验室项目，该项目在一桩导致数十人死亡的丑闻中被曝光。美国生物实验室把格鲁吉亚人当做试验品，直接给格鲁吉亚人注射病毒。俄罗斯国防部2018年提供的报告显示:格鲁吉亚前国家安全部长认证了该国中部地区的一个生物实验室，该实验室完全由美国军方使用;实验室准备危险病原体，如炭疽病和登革热;大规模接受危险传染病进行研究;该实验室还配备了一架能够传播病毒的昆虫无人机。〔22〕

2022年发表的一篇由七位病毒学领域内权威的科学家认可并发表在国际期刊《病毒学前沿》的文章，发现冠状病毒的基因序列有好几个样本完全与美国莫德纳生物制药公司2016年申请的一项病毒改造专利中的基因样本匹配。他们认为，自然界中存在的病毒与人工修饰的病毒基因达到如此相似程度的可能性是30万亿分之一。〔23〕这使许多专家认为，新冠病毒疑似与美国莫德纳公司存在很大的关联。如果这种说法能够被证实的话，那么关于新冠病毒源头的种种疑问，可能会有一个最终的答案。

注释：

〔1〕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20JZD056）的阶段性成果。

〔2〕夏立平：《论联合国与中国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方面的作用》，载《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5期，第10页。

〔3〕The White House, “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r a New Century”, December 1999， p.14.

〔4〕Mark Rigstad, “The ‘Bush Doctrine’: as A Hegemonic Discourse Strategy”, Critica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Volume 12, Number 3, June 2009, p.26.

〔5〕辛本健：《美国提出<抗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战略>》，载《现代军事》2003年第3期，第3页。

〔6〕刘长敏，宋明晶：《美国生物防御政策与国家安全》，载《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3期，第33页。

〔7〕参见《美政府实验室生物安全事故?86人恐接触致命炭疽菌》，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n/2014/0621/ c1002-25180331.html

〔8〕来则民，张保华：《炭疽生物袭击的防治措施及对策》，载《口岸卫生控制》2001年第5期，第7页。

〔9〕刘术，舒东，刘胡波：《美国<生物监测国家战略>简述及分析》，载《人民军医》2013年第5期，第2页。

〔10〕《实验动物与比较医学》编辑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生物安全能力建设》，载《实验动物与比较医学》2021年第5期，第1页。

〔11〕何国平，何恩钰，杨怡：《新冠肺炎疫情以来美国对中国的信任研究——基于美国主流媒体报导的内容分析》，载《新闻爱好者》2022年第3期，第5页。

〔12〕王秋怡：《特朗普政府<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评析》，载《国际论坛》2018年第3期，第7页。

〔13〕刘琳：《拜登政府"印太战略":军事安全重要性下降》，载《世界知识》2022年第7期，第3页。

〔14〕《俄国防部：在乌境内发现美国资助军事生物计划》，《环球时报》2022年3月8日，第6版。

〔15〕《一边否认一边忙着删资料，美国在乌克兰生物实验室到底有啥？》，中国青年网，2022年3月26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28346988087161099&wfr=spider&for=pc。

〔16〕徐长银：《美国进行军事生物研究是对全人类的挑战》，网易， 2022年4月23日，https://www.163.com/dy/article/H5L2VG720543OO4L.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