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14日下午，东盟与中日韩（10+3）抗击新冠疫情领导人特别会议以视频方式召开，会议达成重要共识，发表《联合声明》，进一步强化了东亚地区国家合作意识，提振了合作信心，明确了合作方向。从本次领导人特别会议达成的《联合声明》来看，其中提到的新措施和新方案对于指导东亚地区下一步合作抗疫和提升地区公共卫生治理能力均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一是“探讨从现有10+1合作基金和10+3合作基金中划拨一定额度”和“设立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特别基金”

设立应对疫情的特别基金与前段时间G20领导人特别会议拨付的5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的目标和用途完全不同。拨付5万亿美元的意义在于稳定市场和提振经济，这是一项经济刺激计划，而特别基金则是要“专款专用”，为疫情中那些疲于应对的国家提供资金支持和购买医疗用品，帮助应对公共卫生危机。此外，特别基金的设立也代表着东盟和中日韩在应对公共卫生安全中的团结一致，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

二是“确保药品和医疗物资供应充足”以及“加强各部门快速研发、生产和分配诊断工具、抗疫药物和疫苗的协调力度”

之所以强调保障相关医疗物资的供应问题，就在于前有中美贸易战，后又因疫情暴发导致自由贸易受挫和供应链中断。在产业价值链全球化的时代，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是完全行不通的。尤其是全球疫情暴发且愈发严重之时，更需要各国之间的团结与合作。在特别领导人会议上，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发言中提到，“我们的重要药品及医疗设备严重短缺，必须促进东盟内部医疗必需品之间的贸易。”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也表示“东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实现产品和医疗设备的自给自足”。对此，李克强总理表示，东盟+3国家必须以更大的协同作用和共同的目标采取行动，并决心开展更加紧密的协调与合作，共同应对这一流行病。各国命运休戚与共，只有开放与合作才能让各国共同扛过这次危机。中国在这次疫情阻击战中积累了丰富的案例，可以为抗疫药物和疫苗的研发提供经验和技术支持。同时，中国还是东盟中间产品的最大供应国，其供应链的韧性也在这次疫情中得到了验证，可以在地区医疗物资的供应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是“考虑建立10+3重要医疗物资储备”“鼓励利用包括东盟人道主义救援协调中心（AHA）管理的仓库在内的现有区域应急储备设施”

应急储备是东盟国家和中日韩很早开始思考并付诸实施的机制。早在2002年，日本和泰国最先在东盟10+3农林部长会议上提出建立大米紧急储备试验项目的计划。该项目于2004年开始实施，到了2010年，各国决定将这种合作机制化，建立了“东盟与中日韩大米紧急储备项目”。这个机制的主要目的是建立大米储备体系，确保区域粮食供应安全。具体方法是由各国贡献一定的大米数量，一部分需要提前做好储备，能够迅速用于人道主义救援，另一部分则是做出口头承诺，在需要时能提取出来即可。这是目前东盟10+3地区关于紧急应急储备相对成熟且完善的一个机制。未来医疗物资储备可以参考这一机制，逐步建立医疗物资甚至医护人才的应急储备。但是，医疗物资的储备难度更高：第一，医疗物资储备跟大米储备不同，它对医疗技术和资金实力都有一定的要求；第二，应急储备资源的贡献是基于自愿还是具有强制性的也是一个比较难以达成共识的问题。如果是自愿的，那么各国财政部门如何能够顺利通过项目审议；如果是强制性的，是否会破坏东盟方式？这是合作的难点，也是需要努力攻克的要点。

四是“为在彼此国家生活、工作和学习的10+3各国公民，特别是弱势群体，提供必要支持和帮助”“鼓励10+3各方相互支持公共卫生人力资源开发和能力建设”

全球人员和货物的频繁往来在促进资源快速流动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负面问题，比如加速疫情的传播，也会导致部分外国人员在本国社会的边缘化或污名化。“为弱势群体提供必要支持和帮助”意味着各国应就外国公民的社会保障等相关政策加强合作和建立常态化的机制，尤其是在面对国际公共危机时，如何发挥常态化机制的应急功能也是需要考虑的。此外，在公共卫生人力资源的培养上也应建立长效的合作机制。这次疫情暴露了很多国家的卫生治理短板，而医护人员的紧缺几乎是所有国家面临的共同挑战，东盟国家尤其是除了泰国之外的湄公河国家这一短板体现的尤为明显。公共卫生人员培训是强化医疗水平的必要手段，但同时也要通过建立培训机制，以公共卫生人员为纽带，进而推动东亚各国在公共卫生领域的深度合作。

五是“发挥东盟公共卫生应急行动中心网络（ASEAN EOC Network）和东盟生物离散虚拟中心（ABVC）等机制作用”

“东盟公共卫生应急行动中心网络”是这次东盟10+3各卫生机构合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机制之一，不仅主导了各国卫生部门信息的共享和技术交流，而且还举办了多场视频会议，促进各国在重点合作领域达成共识并就新冠肺炎病例的临床管理进行技术交流。“东盟生物离散虚拟中心”则发布了应对新冠肺炎的风险评估报告，提供了诸多关于东盟疫情、各国病例及旅行限制等方面的信息。疫情爆发以来，现有的机制在促进区域合作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这种机制的实质是一种“被动反应”，针对新冠肺炎这种突发性的公共卫生危机，必须建立早期预警机制，这一点从过去“非典”在东亚地区的传播和治理路径中也可以得到经验与启示。只有建立早期预警机制，才能及时有效共同应对突发性风险。各国需要通过信息交流和政策对话等方式实现早发现、早预警、早控制。

结语：自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和东盟之间先后召开了特别外长会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视频会议以及本次领导人特别会议，为指导东亚地区合作抗疫和合力打赢疫情阻击战提供了重要指导方向。中国先后向柬埔寨、老挝、菲律宾和缅甸等医疗条件相对有限的国家派出医疗专家组进行协助抗疫，与各国分享宝贵的抗疫经验，帮助完善防疫体系，为患者提供治疗建议，为防控疫情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为国际合作抗疫树立重要典范。政府和民间层面也都积极投入到合作抗疫中，在信息分享、经验共享和物资互享等方面体现了中国和东盟相互扶持、守望相助的优良传统。本次特别领导人会议和达成的共识将为东亚地区国家共同抗疫提供强大政治动力，为提升东亚地区公共卫生治理能力和各国面对重大危机的应急处置能力提供政策支持，并为东亚共同体建设不断夯实功能基础。

（作者：王丽娜、尹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硕士生，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燕南66优创团队出品，转载请标明作者信息及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