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记得的

（杨友才）

北京九三阅兵后，香港福建三明联会于MCL长沙湾戏院举办《南京照相馆》集体观影活动。我与百位会员一起观看了《南京照相馆》，心情久久不能平息，观影的过程中，好几个场景我在发抖，特别是日军摔死无辜的婴儿，胸口像被压了一块石头。那些真实的黑白影像中的暴行，是凝固在历史里的惨叫与鲜血，让人无法平静，是恐惧、是愤怒！

冒死制成相册

坚韧的一群人

用生命守护罪证底片

《南京照相馆》展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也描述有温情而坚韧的一群人，展现了中华民族在艰难岁月中的勇气与顽强的生命力。影片中的主角们从最初的求生本能，到因目睹日军暴行而觉醒，最终不惜牺牲生命守护罪证底片，体现了平凡人在绝境中迸发出的勇气与担当。这种从“求生”到“赴死”的转变，深刻诠释了人性在极端环境下的坚韧与良知。

影片中，照相馆的暗房成为历史真相的显影之地。日军试图用照片掩盖暴行，而主角们则用生命守护这些底片，使其成为不可磨灭的历史铁证。影像不仅是记录，更是对抗遗忘与谎言的武器，提醒观众铭记历史，捍卫真相。

《南京照相馆》这部电影背后有一段震憾人心的真实故事。影片中主角苏柳昌的原型是来自我们福建三明大田的罗瑾先生。1937年，14岁的他在南京华东照相馆当学徒，见日军胶卷里的暴行后，冒死留存和藏匿照片并制成相册，冒死突破封锁线，为南京大屠杀案呈交了“京字第一号”铁证。经历艰险守护这份铁证，最终相册成了审判南京大屠杀主犯的关键依据，让战犯认罪伏法。

日军随军记者伊藤秀夫

拍摄中

百人斩砍头比赛

百人斩登报

电影《南京照相馆》中日本记者伊藤秀夫的角色并非完全虚构，其原型是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的随军摄影师佐藤振寿。佐藤振寿在1937年南京大屠杀期间随日军进入南京，拍摄了大量日军暴行的照片，包括“百人斩”竞赛、南京入城仪式等，这些照片成为日军罪行的重要铁证。尽管佐藤振寿在战后未直接承认照片背后的罪行，但他的拍摄行为客观上记录了历史真相。

电影通过随军记者伊藤秀夫这一角色，展现了侵略者的虚伪与残忍，同时也揭示了战争对人性的异化。佐藤振寿的经历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史的缩影，而电影则是对这段历史的艺术再现，旨在让观众铭记历史，珍惜和平。

电影中，伊藤内秀手中的相机不再仅仅是机械装置，而成为连接生与死、过去与现在的神秘媒介。每一次快门的按下，不仅是对瞬间的物理定格，更是对即将消逝生命的庄严见证。这些照片超越了它们作为物件的存在，成为历史的证言，无声地诉说着那些试图被抹去的故事。

影片中，主角们在照相馆幕布上拼凑出祖国的名胜古迹，并念出“大好河山，寸土不让”的口号，展现了中国人在苦难中对故土的眷恋与不屈的抗争精神。这种家国情怀跨越时空，成为代代相传的精神火种，激励着观众珍惜和平，守护国家。作为当代观众，我们应铭记历史，警惕战争阴影，从先辈的坚守中汲取力量，肩负起守护和平的责任，让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

影片通过细腻的叙事、真实的场景还原和演员的精彩演绎，将历史与艺术完美结合。冷色调的画面、暗房红光下的显影过程等视觉元素，强化了历史的沉重感，使观众仿佛置身于1937年的南京，深刻感受到那段血与火的历史。电影《南京照相馆》的深刻内涵，既有对历史的反思，也有对人性的赞美，以及对和平的珍视。即使无法阻止暴力，至少可以见证真相；即使无法带来立即的正义，至少可以为未来保留记忆的种子。

在技术层面，电影的视觉语言极具张力。黑白与彩色的交替使用，过去与现在的流畅转换，创造了一种记忆与现实的对话空间。摄影师对光影的精妙掌控，使每一帧画面都仿佛是一张精心构图的照片，强化了影片关于“观看”与“见证”的主题。这不是一部关于战争暴行的简单记录，而是一部关于记忆、见证与救赎的深刻寓言。

《南京照相馆》的伟大，在于它让“30万”不再是一个数字，而是阿昌颤抖的手、老金诀别的泪、毓戏服上的血痕。它告诉我们：铭记，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让每一代中国人成为时代的显影液，在历史底片上涤荡出清明的未来。

走出影院，那些黑白影像仍在脑海中挥之不去。它们提醒我们，历史不是教科书上冰冷的数字和事件，而是由无数个体生命故事组成的复杂叙事。《南京照相馆》不仅是一部关于过去的电影，更是一面映照当下的镜子，邀请我们思考自己在历史长河中的位置与责任。在充斥着历史虚无主义的今天，这种对记忆的坚守显得尤为珍贵和必要。

走出影院时，秋夜的凉风拂过面颊，而那句“该记得的，我们——是该记得的”，已烙进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