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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山素季:我的父亲昂山将军(二)
发布时间:2015.02.14 来源:昂山素季 缅甸金凤凰中文报社 浏览次数: 所属栏目: 历史回眸

 

昂山素季:我的父亲昂山将军(二)

2015-02-13 昂山素季 缅甸金凤凰中文报社


    本文章第一部分上接今天头条

我的父亲昂山将军(二)

撰文:昂山素季

翻译:黄梅峰

抗日

    随缅甸独立军前进的途中,昂山和他的同志们肉体上遭受很大的折磨。筋疲力竭加上疟疾,使他们一到缅甸就倒了下来,昂山和许多同僚被送进仰光综合医院。这所医院由一群具有奉献精神的医生和护士管理,他们在艰困的情况中尽最大力量做医疗工作。昂山素以严肃的面容和不可捉摸的脾气闻名,加上他当时英雄名望日隆,遂使得那些年纪小的护士对他懔然敬畏,几乎不敢接近他。因此,医院便由资深护士马芹琦(Ma Khin Kyi)照顾他。马芹琦是个极富魅力的年轻女子,她对医疗工作的热心奉献,一向很受病人和同僚的敬重和喜爱。她秉着刚毅、温柔和幽默照顾昂山,不久便把这位刚勇不屈的最高指挥官完全降服了。他的害羞和任务感使他素与女人绝缘。在东京时,铃木曾供给他一个女人,推想起来,这不过是出于日本礼俗,然而昂山却为之骇然,以为这老头子有意使他“堕落”,挫减他的士气。其刻板有若此者!但昂山知道自已要的是什么,而且如若他不率直表明,也就不是昂山。经过一番短暂的追求,他和马芹琦(婚后改称多芹琦)于一九四二年九月六日结婚。

    曾有人说:“多芹琦嫁昂山,不仅是嫁给一个男人,也是嫁给命运。”那么昂山所娶的女人,则不仅具有他所求于终身伴侣的勇气和温馨,更能在他死后,以尊严和不动的信念继续支持他的理想。他们的婚姻是一椿成功的结合,那些原本不高兴这位年轻指挥官结婚的士兵,很快就回心转意。婚姻导出了昂山性格中较为温柔的特质,而他也证明了自己是个充满爱心的丈夫和父亲。身边有了一个了解他的伴儿来分享艰困危险的生活,无疑地加强了他来日从事重大工作的力量。

    一九四三年三月,昂山获升为上将,并受邀前往日本接受日皇颁发勋章。前往东京的代表团由巴茂率领,团员中除昂山外,还包括两位杰出的缅甸政治家:田芒(Thein Maung)和米亚(Mya)。该年一月间,日本首相东条已经声言日本将在近期之内宣布缅甸为独立国家,而缅甸代表团此行也带回一份文件,依昂山筒洁的言辞,其内容为:“缅甸的独立将于一九四三年八月一日受到认可,日缅双方将订定条约等等。”他并不怎么把它当回事。到了八月一日,日本果然宣称缅甸为一独立国家,同时成为“大东亚共荣圈” 的一员。巴茂被指派为元首,号称“大领主”,并兼任首相,昂山则成为战争部长。日方在移交缅甸军力时(当时缅甸防卫军BDA已改名缅甸国军BNA),用了许多花招企图破坏其效能。首先,他们将部队遣散至全缅各地,然后又召集起来驻在少数几个营区,使战争部长和他的军队联络困难。面对这种情况,昂山不动声色。他同意日方所有的提议,私下则运筹帷幄,暗谋对策。约当从东京回来之时,昂山召集少数几个军官,包括列特亚、济亚、奈温和乔左在内,以商讨反制日本的时机。他们都建议等情况较有准备时再说,昂山似乎在与丹顿商谈之后才勉强同意——丹顿亦主张时机尚未成熟。早在英军撤走之前,缅甸共产分子,尤其是苏伟和田培,便曾大力倡议抗日。日军入缅后,他们两人隐遁起来,而田培在雪坡(Shwebo)与昂山和奈温匆匆相会后,便潜往印度试图与英军接触。到了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计划抗日的风声已传到一位隐匿在缅甸山区、试图组织非正规军的英军少校西格林姆(Seagrim)耳中。他将这则情报传到印度,谓:“缅甸防卫军的一位昂山正在计划倒戈,时机一到将起来抗日。”其时,昂山须得缓下日方的猜疑直至完成抗日的准备,但他还是对人民作了一项大胆的宣告,说目前的“独立”是冒牌货,为得到真货所作的奋战即将到来。接近一九四二年年底时,缅甸独立军中一些不负责任的分子已和山区主要民族克伦族起了冲突,引起大量流血和种族斗争。昂山一向注重缅甸各不同民族之间良好关系的维持,他深知这是国家统一的根本元素。在一九四〇年他为铃木所作的《缅甸蓝图》中,他就已经如此强调:“英国人为了遂其长久盘踞缅甸的阴谋,分化缅甸主要民族与山区少数民族如若开及掸部等。这些分裂的鸿沟必须填平,各族统一纳入一个国家,接受同样的待遇。”如今,克伦族和缅甸族之间的冲突令他十分头痛。一九四三年后半,他和丹顿、列特亚等人到处奔走,为这两个民族寻求谅解与和平。他们合作无间的努力有了回报;克伦族开始信任缅甸的领军者,甚至将其部队加入缅甸军队。

    另一个亟待昂山解决的棘手问题,是共产主义者与缅甸革命党中的社会主义者之间与日俱增的敌意。共产主义者这一边,领导者是苏伟(在日军占领期间他一直隐遁)、丹顿(他已成为森林与农业部长)及巴海因;而社会主义者这一边则以乔左和苏伟为首。昂山尽最大力量来使这二派握手言和。这次的斡旋,实有其急迫的必要性,因为政治的分歧已经在促使军队分裂,而这将对于抗日的成功造成威胁。更有甚者,苏伟在其反法西斯的行动中,还散发有害于缅甸国军的宣传,此举在军中挑起了愤慨,也激怒了昂山本人。经过几个月不断的交换意见,昂山于一九四四年八月与苏伟、丹顿和巴海因作了长达数日的密谈。昂山提出成立一个反法西斯组织的构想,该组织的宣言草稿和行动纲领也得到了认同。紧接着,共党领袖及缅甸革命党员之间的会谈亦经排定。会谈当中,昂山以缅甸语宣读一篇文章,题为《起来攻击法西斯强盗》,“抗法西斯组织”(AFO)就此成立。苏伟担任政治领导,丹顿是总书记,并负责与盟军联系,而昂山则担任军事领导。当时,缅甸国军中的一些年轻军官迫不及待地想要采取行动,他们对昂山的步步为营感到泄气 ——昂山与谈的对象,限于少数“大君”领袖及军中高级将官。于是这些年轻军官们私下拟就他们自己的抗日计划。昂山发现此事之后所采取的解决手段是:派给这些年轻军官在反法西斯行动中某些特别的任务。

    内部力量既经凝聚,剩下来的工作便是思考如何和盟军谈条件,以完成抗日最后的准备。昂山和AFO的其它领袖们原已决定,无论是否能取得外来的帮助,都要起来打日本,但情况显示如能和战果渐佳的盟军合作,缅甸将能获得显着的实际利益。当缅甸军队在一九四五年三月廿七日那天发动全面抗日时,英方尚未被充分知会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早在十天之前,昂山在仰光参加一项庆典游行之后便带着他的部队行军走出首都进行“演习”。缅军起义时史林姆(Slim)的第十四师已经渡过曼德勒北面的伊洛瓦底江,而丹顿也前往东古(Toungoo)尝试和一位英国军官会合。抗日这一仗,很快地便如火如荼地打了起来。五月十五日那天,昂山在一位部属的陪同下,前往史林姆的司令部与之会晤。面谈中,昂山采取大胆的作法:他自我介绍为缅甸临时政府代表,并要求在盟军中获得指挥官的资格。向这位英国军官狮子大开口的同时,昂山却令对方觉得他很切实际、很合作,而且具有一种毫无武装的诚实。这些表现,赢得史林姆的喜爱和尊敬。据史林姆的说法:“他给我最深的印象是诚实。他无法顺溜地提出保证:许下诺言之前,总是迟疑再三。我遂有一种想法:这个人不论答应什么,必会遵守诺言。”

    昂山和史林姆会晤之后,缅军开始加入盟军,对抗当时正在迅速崩溃的日军。到了六月十五日,胜利的游行就在仰光举行——缅甸军队傍着大英帝国及盟军代表单位在队伍中行进。对日抗战已经过去。抗日期间实是缅甸民族主义人士最美好的时光。为了共同的主义,意识形态的歧异和个人利害的考虑都被搁在一边。一九四五年八月,AFO扩大编制,广纳代表其它社经利益的团体和个人,并改名称为“抗法西斯人民自由联盟”(AFPFL)。

    对英谈判

    英国之所以接受缅甸AFO加入盟军对日作战,乃是出于盟军东南亚最高统帅蒙巴顿将军的聪明智慧。一九四二年,缅甸的英政府被逐,在印度设立流亡政府。主持此一流亡政府的文官当年在缅主政时,曾经饱受这些年轻的缅甸民族主义分子的挑衅和骚扰。如今这些缅甸前政府的官员们大力反对同AFPFL有任何方式的合作,甚且,在紧随英国重新占领缅甸而来的军政时期,他们还想宣称该联盟为非法组织,并欲将昂山作为卖国贼加以逮捕。但是地位较为客观的蒙巴顿却认为,要和平解决缅甸问题,首善之策便是先赢得被缅甸人民奉为解放者的人士的合作。不旋踵,主导在缅军政而对缅甸民心甚为隔膜的英国文官雷吉纳德•多曼 ——史密斯爵士(Sir Reginald Dorma-Smith)便被撤换下来,接任其职的是一位专业军人虎伯•栾斯(HubertRance)上校。

    昂山必须立刻解决的问题是缅甸军队的未来——此时,缅军已改称爱国缅甸部队(PBF),而其军饷和装备的问题已愈来愈窘迫。盟军胜利后,昂山在一次会议中和蒙巴顿(Mount-batten)达成协议,将爱国缅甸部队中愿意受英军指挥的士兵吸收成军,编到英国部队受英国人指挥。此一协议的细节经过详细的推敲,终于在一九四五年九月的堪底(Kandy)会议上确定——堪底会议是盟军管辖下的部队代表与缅方代表(包括昂山、列特亚和丹顿)所举行的会议。前往堪底途经加尔各答时,部分缅方代表会晤了田培,讨论到昂山的出路。有人认为往后缅甸政治上的奋斗需要他,因为“他是惟一能凝聚出一道先锋力量,跑在前面领导缅甸民族运动的人”。但共党分子除田培之外,却都认为昂山应该放弃政治留在军中,因为“他不具备政治领袖所该有的特质:人际关系不好,而且政治手腕不够老到。”坚决相信缅甸需要昂山来集中战力作“最后奋斗”的列特亚,此时意会出这些共党分子所言的真正意思是:“他们想要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政治园地,不要有昂山将军挡路,但当他们有需要时,希望昂山能给予间接支持。”昂山听了这两种意见之后,作了自己的决定:离开军队投身政治,为独立的奋斗打先锋。

    一九四五年到四七年,人们见到的昂山是一位稳健的领袖和能干的政治家,得到人民一致的信赖和爱戴,完全否定了那些要他留在军中的负面批评。一九四五年五月英政府以“白皮书”宣布其将来的缅甸政策。据此,未来三年缅甸将受英国总督直接管辖,到了适当时机才进行选举,重设缅甸议会及立法机关,而这些机构并不比依一九三五年缅甸法案所设立的机构多些。等到议会和立法机关已经恢复,才会有下一步发展:各党派共订宪法草案作为缅甸最终成为自治领的基础。但上述安排不适用于山区和未开发地区,除非这些“除外地区”的人民特别表现出和缅甸主要部分合并的愿望。

    “白皮书”的条文完全不被AFPFL所接受。甚至在军政时期结束之前,昂山和丹顿就去向缅甸的回头总督雷吉纳德•多曼——史密斯爵士表明态度。这些AFPFL的领导者解释道,他们的党团足可代表国家,因此他们应被允许成立一全国性地方政府以接替军政管理单位。多曼——史密斯并不缺乏诚意,但就像许多当时在缅的英国文官一样,他未能掌握缅甸战后浮动而又复杂的政治气候。他看不出AFPFL广受支持,而且,虽然他不得不认知昂山是缅甸当时最重要的人物,却不情愿接受这个事实。有更甚者,他还一心想要酬报那些在战争期间,一直效忠英国的老一辈缅甸政治人物。这个心愿虽可理解,却使他不能够、或者是不愿意看出那批人在新缅甸已然没有了政治舞台。丘吉尔的堂堂拒绝从事“大英帝国破产清算”,对缅甸民族运动更是没有帮助。其继任者艾德礼(Attlee)则发现他很难“评价缅甸各个流向的意见”,遂迟迟订不出轮廓清晰的政策。

    一九四五年十月,多曼——史密斯返仰光,文官政府同时重新设立。多氏强调缅甸的争自由之战已经过去,然昂山及AFPFL不以为然。他们并未放弃进一步武装抗争的可能性,设若英国政府不依他们的条件让缅甸独立。首度的冲突因总督议会席位的组合而发生。APPFL坚持十一席中应有七席由他们推荐,同时还附带提出其它要求,目的在使该议会转而属于他们开头就要求成立的缅甸临时政府。不出所料,英政府加以拒绝。多曼—— 史密斯指派了他认为温和的人进入议会和立法院,但这些人当中却包括了一些被许多缅人视为叛徒的媚外者和自利者。一九四六年一月,昂山受鼓掌通过当选为AFPFL主席,同时他开始着手动员AFPFL背后的整个国家,以对抗英国统治当局。

    尽管有堪底协议的订定,仍有大量爱国缅甸部队的老兵没有加入英国指挥下的缅甸军队。昂山将这些昨日之兵集合起来,又招了些新血,便组成了“人民志愿组织”(PVO)。该组织的成员穿制服,并公开演练;虽然它被公认是个从事于重建工作的社会福利组织,但它作为AFPFL军力的可能性却令当局大感不安。对于总督的抱怨,昂山耍了些手段去应付,并且作出一篇声明罗列出该组织的目标:“帮助政府当局和其它组织及一般公众,压制犯罪、维持国家的法律和秩序。”

    多曼——史密斯束手无策。他无法胜任处理昂山及AFPFL的工作,也无法对这位缅甸领袖拿定主意,一会儿对他推崇有加,一会儿又对他深表疑忌。昂山指出,他希望独立的获得不需诉诸武力,因为战事将使百姓已呈艰困的生活益加恶化。但同时他也表明一种态度:为了缅甸的自由,必要时他不惜一战。他在大型公众集会上演说,也在例如几个参加游行被警枪射杀的农民葬礼上说话。他有办法使大量集结的群众安静而自制,甚至当他公开抨击当局的政策,并呼吁民众奋起争取独立时,场面还能维持在控制之下。

    然而多曼——史密斯和他的顾问们却不愿意接受他们需要昂山合作,缅甸才有和平的事实,而且他们还在估量,是否可成立一些其它的党派来测试AFPFL的实力。愿意作出这样挑战的缅甸政治人物确实是有的。这些人——也许就像一位英国作家所描述的总督议会议员——在独立的主张下和AFPFL并无不同,双方只是在权力上有所竞争罢了。况且,昂山崛起为全国性的领袖,广受爱戴及近乎崇拜的尊敬,已经挑起某些团体强烈的妒意。正当多曼——史密斯在设法找出可能替代AFPFL的政党,而其顾问们也嚷着要以妨害治安的罪名逮捕昂山时,顿奥克(其时正服务于总督议会)向昂山提出“谋杀”的控告,谓在缅甸独立军前进的途中,一位乡村的酋长受到独立军军事法庭的审判,罪名是从事亲英活动、残暴及贪污,最后被昂山处以死刑。顿奥克声称他是审判全程的见证人,并表示如昂山被审判,他将提供证据。

    关于是否立刻逮捕昂山,政府中有两派正反不同的意见,某些英籍文官力主即刻逮捕,以“净化空气”,免除一场可能的叛乱,所引起的麻烦也不会太大,因为老百姓将很快忘掉昂山。但公安部检察长反对。他指出,政府正在考虑对战犯全面大赦;他并推断,逮捕AFPFLPVO这两个团体的领导人,恐将引发叛乱而非防止叛乱。缅甸司令部总司令支持公安部的观点,并表示意见说昂山“是个通达事理的人,不会带头叛乱的”。此外,对于顿奥克的指控,一般人持保留的态度,因为他动机可疑,而且他曾出版过一本书,书中自豪地提到他在日军占领期间,曾在非出于职责所迫的情况下,施过一些暴行。多曼——史密斯决定与昂山直接讨论顿奥克的指控。昂山表示愿意负起完全责任,并表示该项死刑的执行乃是根据军事法庭的判决。

    总督再一次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况中。他一方面感佩昂山的诚实和“道德勇气”,一方面思量以谋杀罪除掉这名头号反政府者,所能得到的政治利益。或许是幸运吧,伦敦政府保留了处置此事的行政权。一九四六年四月,多曼——史密斯往访新加坡时,收到一封电报,指示他逮捕昂山,这位总督立刻飞回仰光去执行这项指令。恰在逮捕令签发之前,又来了另一封电报取消前面的指令。

    这段插曲,使得原已踌躇不定的缅甸当局更加优柔寡断,而其一举一动,皆被AFPFL清楚得知,因为该同盟的支持者有许多人在政府机关服务。很快地,有话传出来说英政府虽想逮捕昂山,却不敢碰他。多曼——史密斯想要解决这个窘况,终于向伦敦承认白皮书之窒碍难行,并提出一些可能为AFPFL接受的方策,但是太迟了。一九四六年六月,阿米巴痢疾将这位忧心仲仲的总督送回英国:七月还没过完,首相艾德礼就决定将多曼——史密斯撤换下来,由栾斯上校接任。这是一个快乐的选择,因为栾斯曾担任缅甸军事政府首长,对缅甸情况很了解,而且和多位AFPFL的领袖关系良好——包括昂山在内。

    取得独立

    总督的撤换不曾影响AFPFL既定的方针,倒显示出英国政府对缅政策的改变,于是争取独立的政治活动便迈入了新纪元。前总督议会遭到裁撤,而一九四六年九月,昂山奉派为新成立的“行政议会”副议长,兼掌国防及外交事务,除昂山之外,这个“十一人议会”还包括另外五位AFPFL的成员。因为它肩负国家各方面的责任(虽然名义上它只是总督的咨询机构),可说事实上已成了AFPFL要求已久的缅甸临时政府。昂山以审慎的乐观看待这个发展。然而正如昂山在一次抗议集会上所说,奋斗尚未结束,因为白皮书尚未正式取消,同时他警告人民,不要以为他昂山接受了政府职位,就表示所有问题都过去了,接着他一一举出全国人民仍将努力的重点。他强调人民的支持对他和AFPFL的重要性,接着他以一贯受国人钟爱的坦率和单纯作了一番自我批评:

    此时,我是一个广受公众欢迎的人。但我既不是神,也不是巫师或魔术师。只是一个人。既然我不是神仙之辈,我便只有凡人的能力。我还很年轻。我现在所负责任是,站在最前面来扛动整个国家。我不认为我够资格来负这个重任。同时,很多人知道我脾气不好。这是我的本性。我一忙起来或者是有烦恼,就容易发脾气。我会尽力改掉这个毛病。但我也要请各位对独立的争取有耐心。我也会有耐心,而且如果各位拿出空前最大的力量来支持我们正在做的工作,我们就能够争取到国家的独立和繁荣……所以我才再一次请求大家要坚毅地站稳脚步。

    群众的确曾经坚决站在昂山后面支持他,但并非没有人反对他。反对他的人,在AFPFL里面,比在竞争政党里的还多。而AFPFL中的共产党,除了少数个人之外,表面上团结在AFPFL的前锋后面,实则一直努力壮大它自己的党。个人之间的不和,和意识形态上的摩擦,导致一九四六年三月的分裂——“赤”共以苏伟为首,“白”共以丹顿和田培为首。该年七月,<<SPAN style="FONT-FAMILY: 宋体">非法社团法案>通过,具有好战性的“赤”共旋即成为非法。其时,丹顿仍然担任AFPFL的总书记,而田培则为新议会的议员,但“田——丹”共党却对副议长昂山多方擎肘——当昂山在奔走劝停一次栾斯上任之前就开始的集体大罢工时,他们却加以阻挠。

    他们阻挠昂山劝停罢工的企图失败了,但那只是自某个时候以来,他们所从事的颠覆昂山和AFPFL权威的活动之一。这种情况不能放着不解决,AFPFL总书记丹顿被撤换下来,由社会主义者乔年接任。一九四六年十月,共党被逐出联盟。这个处置在十一月间得到联盟总会批准。在解释这次驱逐的演说中,昂山抨击共党之企图破坏国家统一、置党于缅甸独立之上、盲目听从印度共产党的命令而不考虑其是否适于缅甸的情况。辞职离开了行政议会的田培则反击道:昂山及其同僚已经变成社会改革者而不再是革命家。“他们已经向口是心非的英国人投降”,他说,“他们和总督打交道时,是可悲的软骨头,而且还不容他人批评。”

    虽然共产党和AFPFL已经分家,但渴望左翼人士团结的昂山,仍然崇尚马克思社会主义,并与共党中的某些人保持联系。他曾试着调停“赤”共和“白”共之间的内讧,而且“田——丹”集团被逐出AFPFL之后,他似乎也曾打算将PVO及社会主义人士合组一个“马克思联盟”。新成立的行政议会解除了对苏伟共产集团的禁令,但他们毫无弹性地从事于武装革命,终于在一九四七年一月再次被宣告为非法。在共产党徒(包括“赤”共和“白”共)以及前“爱国缅甸部队”PVO的老兵当中,仍有许多人深深敬爱着昂山——终其一生,昂山从未完全放弃各党派和解的可能。但他不会允许任何意识形态危及缅甸的自由和统一。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APPFL接受英国政府邀请,前往商谈缅甸独立所需的步骤。赴英代表团于新年年初出发,由昂山领队,团员包括多位国会议员、政治家和政府官员。在过境德里所召开记者会上,昂山声明他们要的是“完全的独立”;主权国家的地位不容有问题。在回答某报记者时,他说,如果缅甸人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他们“不排除任何可能”,包括从事“暴力或非暴力,或二者并用的抗争”。他总结道,他怀抱最好的希望,作最坏的打算。这和他在出发之前所作的新年讲话并无二致。他已坦白说出他倾向于相信英国人有诚意和平解决此事,而他本人也喜好和平解决远甚于动用武力,但他同时也要求人民,当缅、英双方未能达成必要的协议时,随时准备作“法律之外”的抗争。事实上,昂山和AFPFL已安排好武器的来路,并将PVO维持在随时可用的状态,以备万一对英谈判失败时可用。

    此次会谈结果,是《昂山——艾德礼合约》的签订。据赴英代表团中一位无党籍议员丁突(TinTut)的描述,昂山在会谈中如此扮演他的角色:

    他寻求政府权责在事实上、法律上的即刻移转,使成为缅甸人的政府,然后再由选举选出制宪议会,制定一部新的宪法。法律上的移转他未能取得,但事实上的移转有了保障,虽然这还得依协议来进行。这样的进度很容易被昂山的政敌扭曲为缅甸代表团的失职。他有他的最低要求,并且坚守不让,虽然他沉重地知道坚守不让的结果可能导致谈判破裂、开启战火。不同于汲汲营营于一时毁誉的政客,他以政治家的风范接受了缅甸人民实质上所要的:一条通往自由的明朗快捷方式、自己国家实权的即刻取得。接受了妥协方案之后,他回国向人民坦陈其前因后果,一方面领导他们安心就事,一方面大胆发誓说,如果人民遵从他的领导,一年之内,缅甸就能获得政治上完全的独立。这个誓发得可不轻,因为他以他的政治前途、他的名誉和他的生命作抵押。为此,他倾出全力来证明其领导才能。缅甸赴英代表团中,有两名团员拒绝在那份协议上署名,即前首相梭、和“我们缅甸人”组织中的巴先(Ba Sein)——在一九三八年“我们缅甸人”分裂后,他和顿奥克共同领导少数派。梭和巴先这两人一回到缅甸,就伙同巴茂和另一位前首相包顿(Paw Tun)组成“全国在野先锋”,声称昂山为了保住官位,已然倒向帝国主义者那一边。

    昂山对这些政敌的指控并下怎么在意,回到缅甸,一头就栽进与国内少数民族协商的工作中。缅英协议将缅甸边境地带的前途留给当地人自己决定,因此昂山回国立刻安排一场协商会来解决这个问题,地点高在掸都邦弄(Panglong),时间在二月间,距代表团回到缅甸不过数日。邦弄协定承认,自由的到来,将“因掸族、克钦族和钦族与缅甸临时政府之密切合作,而加速脚步。”此一协议将昂山统一缅甸各族的大业带到了最高点——这项事业,“大君”们在战争期间就已开始。再据丁突所说,“在谈判中,为他(昂山)赢得胜利的,是他的人品、率直和公道。而他在谈判场上最伟大的成就,莫过于他从边境各族和其它少数民族那儿所获得的完全的信赖。”

    邦弄会商一结束,昂山又为了即将到来的四月大选,开始替AFPFL下乡助选,一路奔波劳顿。一种独特的关系,已在缅甸民众和他们的年轻领袖之间滋长起来——这位领袖才三十二岁。昂山所到之处,百姓不畏飞尘和炎热群涌而来看他、听他,表明与“我们的帛求可(Bogyoke)”团结一致。“帛求可”(Bogyoke)缅语原指昂山的军阶,此时已转化为一个带有深深敬爱之意的名词。昂山并非善于演说之人;他的讲话有时很单调,有时漫无章法而且说得很久,但人群还是怀着安静的敬意听他说话,跟着他变换心情;无论是鲁直的训话,或难得出口的笑话,都使他的听众心满意足。由他召集的公众集会永远是和平而自制的。

    为了解决缅甸独立和统一的问题昂山一直不停地寻求意见和策略,并且让百姓一同参与。当时机需要时,他并不怕改变意见。他会向公众公开解释他的意见和动机,并请求他们的支持。但他不会巧言许诺轻松的胜利或乌托邦的远景:他只会誓言他以服务祖国为荣、他将为了缅甸的团结和自由尽最大力量、他将领导人民迎向这个目标,如果人民愿意团结一致支持他和AFPFL。对于他的呼吁,缅甸人民在选举中作了响应:AFPFL的候选人得到了压倒性的胜利,只有少数席位留给无党派者和共产党。“梭—先—茂”集团曾对选举大加杯葛,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必败无疑。他们凭空指控AFPFL在选举中用了不法手段,但选举法庭裁定,此次选举结果已经适当反映出人民的选择。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昂山的政治成熟度和治理国家的才能与日俱增。在面对建国大业的挑战时,他天生的才能和责任感发挥到了极致。在这段期间当中,他赢得了许多往日英国敌对者的尊敬,其中一位在他遇刺后写道:

    昂山具有随着大事件益增其适任性的政治家特质。在他生命最终的十个月当中,事实上他等于是首相,就是在这段期间内,他首次深入体认到他的国家幅员之广、种族之繁多及问题之复杂。其工作之艰巨反映在他的健康上,有时候超过他的负载能力。但他勇于承认自己作为一个“人”的极限,因而赢得他近一年来每天都得接触的英国当局者的敬重。他的被刺身亡,使他的国家失去一位能在往后没有法律的年度当中维持群众纪律的人才。

    六月初始,昂山在仰光的苏连塔别庄召开一系列会议,以拟定重建国家的计划。在开幕词中,他列举出最迫切的议题,强调实用与弹性策略的必要性,对于规模太过宏大的计划提出警告,并提及决定优先级的重要。同时他告诉与会者,既然现在统治权已经回到缅甸人民手中,大家要小心别再浪费时间和精力去攻击、抱怨帝国主义过去对这个国家所千万的损害。他深知用来打帝国主义的武器,不见得是用来维持和发展一个独立国家的正确工具。昂山向前瞻望一个时代:缅甸终成国际社会正当合法的一员,也看到一个道理:真正民族主义终须作为“真正国际主义的基本补足物”。

    昂山从不避讳说出事实真相,无论它痛苦与否。在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三日的最后一次公开演说中,他劝告缅甸人民修好他们的路;鼓励他们培养纪律、靱性和自我牺牲精神,并要他们记住,在充分享受到独立的益处之前,还有很多年的苦工要做。凭其诚实和自知之明,昂山——正如他曾向朋友承认过的——也认知到自己有一些缺点需要修改。一位学生革命家昔日所能见容于民的缺陷,在他成为国家领袖级政治家之后,不见得仍能过关。他还有一些粗糙的边幅要修一修:不适时的脾气要收敛、社交礼仪要多观察,无论那是多么乏味。

    政府权力移交的计划加速进行。五月,AFPFL在一次会议中逐条列下他们的独立政策,并成立一委员会,为那日后名为“缅甸联邦”的独立主权共和政体起草宪法。历经艰辛而目标渐近时,昂山变得和缓而圆熟,显然不同于那位曾率军抗日、下巴紧绷的青年指挥官。此时,他令人感觉出一种沉默的自信,几乎是一种平静,但除此之外,也有一种深沉的倦意。他谈到,一旦国家取得独立地位,他将离开政坛,全心投入家庭生活和写作。但结果并非如此。七月十九日,正当行政议会在开会之中昂山连同其它六位议员及一位年轻助理,在没有守卫的会议室,被一群穿制服的人持机关枪射杀。六位议员中还包括一位资深文官——昂山的大哥巴温。

    刺客全都逃跑了,但很快就被循线在梭的家中找到。这位前首相是个野心很大的人,他无法接受这位被他惯常形容为“不过是小男孩”的昂山爬到他头顶上成为国家的领袖。梭在参加缅甸代表团赴英开会之前不久,曾被一些着卡其色制服的人开枪射伤眼睛。有人臆测,梭因深信那些人属于昂山的“人民自愿组织”,因此才找人报复。但法庭调查发现,那些刺客所接受的教唆是毁掉整个行政议会,而且梭似乎意欲置昂山及其同僚于死地,妄想当那些人被除去之后他便成为缅甸政府的元首。他以教唆杀人的罪名被判死刑。

    昂山虽死,但他的国家终于得到他贡献了一生来为她争取的独立。努——AFPFL当时仍存活的最资深成员——完成了最后的谈判。一九四八年一月四日,独立的缅甸联邦诞生。

    倒过来说也是真确的,因为昂山的一生只能以缅甸的独立为背景来研究,即使这个方法忽略了许多属于他私人的一面。但自从二十出头踏入学生政界以来,他的生活便与缅甸独立运动密不可分,而且他也不是一个公共形象与个人人品相差很远的人。整个的图像就是:一个非常正直的年轻人,怀着单纯的心和崇高的目的,领导他的国家走向独立。他的政敌,以及那些视抗英为“背叛”的人,曾指责他枭雄不仁、缺乏理性及表时不一等待。这些指控曾被对照于他的成就来评量。只要他相信另一个人比他还善于领导,他随时准备退居附从地位;仅仅当情况清楚显示他就是统一国家,领导她走向自由的人,他才取得那重要的角色来演。打从学生时代便是昂山亲密政治伙伴的乔年说道:“领导地位不是谁送给昂山的,而是他以其诸多的特质赢得的。”昂山容易表露出情绪,但他从不允许自己的情感和个人倾向妨害独立运动中集体决策的作成。在为独立奋斗的每一个阶段,他根据亲密政治伙伴的评议来工作,接受有道理的批评,情况显示委任他人去负责较好时,他便那么做。他不容忍那些危及独立大业的自私自利者、不负责任的行为,或对于职责的怠忽。他信仰正义和民主的原则,有几次,或许他认为依自己的判断,结果会好些,但他还是顺从了同事的意见。作为行政议会的首脑时,他也不强加己意于他人;每一项决议都是经过自由而充分的讨论之后做出来的。正如他自己爽快承认的,他并非毫无谬误之处,但他有一个不停伸展的心灵、一种继续发展的能力。

   受到昂山感召的,不是那些极端分子,而是那为数广大的寻常百姓——他们希望能在一位值得信赖的领袖领导之下,过和平而繁荣的生活。在昂山身上,他们看到了这么一位领导人:他将国家利益置于一己利益之上、他处在权力的高峰而仍然清贫不摆架子、他接受领袖重任而不追逐特权、他尽管有着经世济国的聪明才智,仍然保持内心高度的纯净。对缅甸人民而言,昂山是一个在危急的时候适时出现重建国家荣誉的人。他的一生给予人民无限的启示。所以,对于他的缅怀,将永远护守他们的政治良知。(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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