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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对华战争》连载之五:第一章 对撞的方针(2)
发布时间:2017.11.21 来源:《印度对华战争》1970 浏览次数: 所属栏目: 历史回眸

印度对华战争

内维尔•马克斯韦尔[澳大利亚] 

[出自《印度对华战争》] 1970

Neville Maxwell INDIA`S CHINA WAR(Jonathan Cape, London, 1970) 

                    ——扫校者注

【摘要】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距今正好55年。这场短促而剧烈的战争不仅是当时的焦点,对当今的中印关系以至国际局势仍有深远影响。而回溯半个世纪前中印之间的这场激烈交锋,一本名为《印度对华战争》的书不可不读。这本书得到周恩来、基辛格和英国历史学家艾伦•泰勒的一致赞扬,这是一本关于中印边界争端和战争的权威之作。《印度对华战争》回顾了中印边界争端的历史演变和印度边境政策的形成过程;着重叙述了印度方面如何一步步走上同中国对撞的道路,并触发了边境战争及印军失败的全部过程和停火后印度局势的变化。

 

第一章 对撞的方针

二、躲躲闪闪 

一九五九年底,中国试图把争论的焦点,从历史事实的争辩转移到讨论解决争端的办法上,同时试图消除边境的危险局势。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在空喀山口事件以后,周恩来再度致函尼赫鲁,说这次事件是不幸的和意外的;并且说如果两国政府不迅速想出解决办法,这种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境冲突今后还有可能出现。他感到高兴的是,尼赫鲁接受了在达成解决以前现状应予维持的原则(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他建议双方的武装部队应从麦克马洪线和西段的“双方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他断言中国“从来没有使边境形势和两国关系紧张化的意愿”。接着,他建议和尼赫鲁在最近期间举行会谈,[译者注:周总理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至一九六O年三月致尼赫鲁信件中,一直提议中印两国总理举行“会谈”或“会晤”,尼赫鲁则一直玩弄字义,在“会晤”、“会谈”及“谈判”的概念上打转转,借以拒绝同周总理会谈,但最后还是被迫接受了“会谈”。]讨论边界问题和中印关系中的其他问题。

建议举行高级会谈和采取非军事化的临时措施,看起来是同印度,特别是尼赫鲁本人所主张的解决国际争端的一贯主张并无二致。所以,印度以外的人士都认为印度会接受周恩来的建议;其实,甚至在中国方面的建议提出来之前,印度早就下决心拒绝。裂缝已经无法弥合,印度只不过用一套仔细琢磨过的外交词令掩盖一番罢了。 

周恩来建议“双方应该维持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他的意思是说,双方停留在以往十年左右已经管辖的边境地区内,不去干扰对方占据的地区。这就是说,中国将继续遵守麦克马洪线作为事实上的边界线;在西段,稳定现状就可以使双方在大部分地区远远隔开,阿克赛钦则留在中国占领之下。中国人使用“现状”这个词,意思是指“目前存在的状况”,亦即周恩来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提出建议时的“边界现状”。印度使用这个词,却是指“中国进入阿克赛钦以前的状况”。因此,中国建议维持现状,是说谁在哪里,谁还在那里。印度似乎是接受了这个建议,但它实际上却是说,中国必须撤出印度要求的地区,而印度却继续占有中国所主张的领土。这种玩弄字眼的把戏造成这样一种情况:当印度的巡逻队开进中国占有的领土时,印度就可以说成是“维持现状”。而且这也使争端解决前达成任何冻结现状的临时协议成为不可能。 

到了一九五九年底,印度对边界形势的一般看法是:中国在西边,偷偷摸摸地攫取了一大片无可争议是属于印度的领土,在遭到责难以后,又厚颜无耻地对麦克马洪线以南更大的一片地区提出了臆想的领土要求。空喀山口事件发生以后,中国国防部[译者注:这个声明是中国外交部发表的,作者误为中国国防部声明。]在其声明中把这两个地区相提并论。声明说,如果印度坚持有权在它提出要求的阿克赛钦地区进行巡逻,那么,中国同样可以提出它自己也有权在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进行巡逻。印度认为这是一种威胁,同时也是暗示:如果印度放弃对阿克赛钦的要求,中国将放弃对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领土的要求。在印度看来,中国人是说:“如果你们不再追究我们偷来的东西,我们就不再偷了”;话里还含有一种威胁,就是说如果印度坚持要夺回失去的西边的领土,那么,中国就要吞并东北边境特区。 

如果是发生了下面的情况,那么,印度对边界问题的态度还可以理解:假定一天早晨,发现中国军队在一次突然的偷袭中侵入没有设防的边境山口,涌进旁遮普邦,占领了几千平方英里的土地,并开始横贯旁遮普邦筑路行车。假定中国军队还在公路干线上设下路障,把印度的旅客赶回去;在一次伏击中,又打死了好几名巡逻警察。新德里指责北京秘密入侵和侵略,而中国却和气地回答说,他们现在占领的地区过去一直是在中国控制之下的,并且表示愿意,甚至热切希望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整个边界问题,但首先双方要约定遵守现状。新德里当然会立即拒绝进行谈判的意见,甚至会斥责那种认为可以拿现状作基础作出即便是临时安排的建议;如果中国人不自动撤走,印度就决心使用武力把中国人赶走。如果真的出现了上述那种虚构的情景,印度作出那样的反应不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也是势所必然的。实际上,正如前面讲过的,印度所作出的反应却恰恰如上所述。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确信中国在阿克赛钦攫取的领土,就象旁遮普邦一样,在道义上是印度的一部分。 

鉴于尼赫鲁在议会里承认过,西段的边界还没有划定,阿克赛钦地区比麦克马洪线更加含糊不清,从而可以推断,尼赫鲁自己最初并没有采取上述观点。但是后来由于他对印度公众激忿情绪的共鸣,他对自己认为是中国的背信弃义、以势压人的态度感到愤慨,也许还有戈帕尔报告的影响,促使他转到这种观点上来了。由于印度的论点(即印度主张的边界在哪里,它就在那里)是精心制造出来的,所以尼赫鲁象印度或国际上的许多人一样,就相信了这种观点,从而也必然认为中国留在阿克赛钦是一种明显的侵略行为,因此印度政府不能不拒绝默认让这种行为继续下去的任何安排。 

尼赫鲁也拒绝了周恩来提出的进行讨论的建议。他说,“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就构成本国领土这样大块的地区的前途问题进行讨论。”他甚至进一步提出:讨论边界线的确切走向(不同于一般边界谈判)也必须以中国单方面撤退为条件。尽管印度采取了上述的立场,周恩来仍建议举行高级会谈,这表明中国人或者还没有认识到印度的立场是何等顽固,或者是想把新德里置于一个公开拒绝谈判的地位。 

印度会拒绝周恩来的两个建议,这本来早已成为定局;但是,印度在拒绝接受沿着全部边界实行非军事化的建议的同时,还提出一项反建议。尼赫鲁在复信中,首先把东段、中段同西段区别开来;他说只要双方在东、中两段停止派遣前沿巡逻队(他说印度事实上已经这样做了),就可以避免发生冲突的危险。关于西段,他重申他的主张,说印度已经通过定期派遣巡逻队对阿克赛钦实行管辖。他排除维持现状的协议,他说,“关于现状的事实本身就存在着争论。”接着他就提出自己的建议:因此,我建议在拉达克地区,我们两国应就下述事项达成协议,作为一项过渡措施。印度政府应将其所有的人员撤退到据我们了解是中国政府最近的一九五六年地图上所标明的国际边界以西。同样,中国政府应将其人员撤退到印度政府在以前的照会和信件中所描述的和官方地图上所标明的国际边界以东。由于这两条线相隔很远,两方面的部队之间就不会有发生边境冲突的丝毫危险。这个地区几乎是完全无人居住的。因此,无须在这一由东面和西面两条线为界的地区内保持行政人员。 

原来设想的这一套不过是一场外交把戏,并不是指望能为对方接受的建议。中国提出双方共同撤出军事力量的建议,使印度在外交上处于守势。现在尼赫鲁巧妙地进行回击,灵活地使用了双方共同撤退等一类词藻,提出了其实就是印度过去提出过的要中国全部、并且实际上是单方面撤出西段争议地区的要求。实施尼赫鲁的建议,印度只需撤出一个哨所,即碟穆绰克,它位于争议地区东南端,方圆约五十平方英里。而中国方面就要撤出大约两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从新疆到西藏的陆路交通线就不复存在,只不过印度还准备让中国的民用车辆使用阿克赛钦公路而已(对于原来建议的这项修改是尼赫鲁在一次新德里的记者招待会上提出来的)。 

尼赫鲁的反建议受到印度的政治评论家的广泛欢迎。他们认为这个反建议是“十分合理和切合实际的”,给中国提供了“撤除侵略而又适当保持体面的机会”。而政界人士却并不那么赞成。在议会休息室里,议员们责备政府放弃原则,纵容侵略。阿查里雅•克里帕拉尼说,“政府为了急于谈判解决,为了报答中国从本来就是印度的领土上撤走,竟表示印度愿意从那些从来就是印度的地方撤出来。”他的话反映了议会两派中很多人的共同感觉。阿索卡•梅达指责政府由于急于谈判而削弱了印度的地位。一个人民同盟的议员说,把印度的一角划出去作为无人地带,这等于是“鼓励侵略”。于是政府发言人和官员便通过报纸宣传和直接的办法,设法减少人们的疑虑,强调印度要撤出的只是一小块地方,而且如果总理的建议能为对方接受,那么,就可以实现把中国人从阿克赛钦地区赶出去的主要目的。他们还指出,即使中国答应完全照办,也不意味着印度对边界的主张是可以谈判的。中国实施尼赫鲁建议而撤退后可能进行的谈判,只涉及对边界作微小的调整,而不会涉及印度的“大片土地”。 

另一方面,尼赫鲁拒绝周恩来所提出的两国总理立即举行会谈的建议,在印度几乎受到普遍的欢迎。当时的舆论一致认为,在中国撤出阿克赛钦以前,决不应当同北京进行讨论。报纸的社论反复强调这种论点:“我们应该讲明白,只要中国的挑衅存在一天,就不可能进行任何讨论。”“印度政府和印度人民决不会姑息有扩张野心的邻邦。他们决不会赞助任何侵蚀印度国家领土的妥协。……只要中国人还停留在印度的土地上,就不可能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印度愿意谈判,但不是也不可能是无条件的。只有当中国撤出侵略地区,从而表示对和平友好谈判的绝对尊重时,才能进行谈判。[新德里必须]寸步不让,应该首先坚持要求中国军队全部撤出,作为进行谈判的条件”。反对党议员,包括克里帕拉尼,敦促说,“只有在中国首先接受我们的边界线并立即撤出他们强行占领的领土的基础上,才能进行谈判。”国大党议员们也有同样的看法。西孟加拉邦的国大党头目阿图利亚•高希(Atulya Ghosh),从道义观点提出:“在中国继续其侵略活动的情况下,任何有自尊心的人都不会考虑印中两国总理进行会晤的建议。” 

尼赫鲁并不感谢人们对他拒绝同周恩来会晤所作的赞扬;的确,在他对国内的讲话中,他坚持不懈地表示不但准备而且渴望同中国人会晤,并且决心继续争取谈判!他在一九五九年底说,“就我个人来说,就我国政府来说,我们愿意谈判、谈判、再谈判,一直谈判到底。我坚决反对那种在任何阶段都停止谈判的主张。我认为这不仅是根本错误的主张,也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反甘地主义的主张。……只要这个政府存在一天,谈判就将一直继续下去。”他总是同反对党辩论说,不谈判,就只有选择战争;虽然他决不排除有可能为边界而战,他仍然坚持有必要进行会谈。——“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不采取任何必要的行动。”尼赫鲁总是拒绝那种认为他不应同周恩来会晤的主张。一九六O年一月,他在每月定期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对记者说:“就我个人来说,我准备同这个广大的世界上的任何人会晤。”“没有什么人是我不愿意会晤的……[但是]不能因为谈到会晤就匆忙去会晤,这样去会晤就可能因时机不合或判断错误,而产生不良的后果。” 

尼赫鲁一面重新肯定他个人坚决主张谈判的态度,一面又多次重申印度的边界是不容谈判的。因此,他的立场使新德里的人士感到某种程度的迷惑不解。当时,他在致周恩来的信件上似乎已经完全拒绝高级会谈,但是就在那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位新闻记者就印度总理关于他愿意谈判的那一番话追问他:“印度的立场是否仍然是:我们的边界是不容谈判的?”尼赫鲁回答说,“那是我们的立场”,“同时,天下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谈判的东西。”他发现自己讲了一句前后矛盾的话,于是他就解释道:“这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可是对于[边界]这件事不存在谈判或讨价还价的问题。不过,通过信件和会谈来处理边界事宜,却是另一回事。我们不能拒绝同另一个国家会谈。” 

尼赫鲁对“谈判”这个词的解释有两种不同含义;看到这点,那末,尼赫鲁多次讲话中谈到“谈判”时出现的明显矛盾,就迎刃而解了。当他好象是说:“我们准备举行边界谈判,但是我们决不谈判边界”时,他的意思是说:“对我国的边界,我们决不妥协,但我们准备考虑对我们的边界作微小的调整,并就此事同对方会谈。”后来他把这个实质性的区别明朗化了:谈判(negotiations)和会谈(talks)是有区别的,这里有天壤之别。……只要有可能,就要经常鼓励会谈。谈判是非常正式的事情,需要一个非常合适的背景;这样的背景不具备时,就不应该举行谈判……会谈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会谈也许得不到什么结果,也许能够有收获;但不管怎样,它总是有助于了解和探明别人的想法。 

“谈判”一词按词典的解释是“为了取得协议而举行会谈”,而尼赫鲁的意思则是“为了说服对方同意印度立场是正确的而进行讨论”。这个区别从此就成为印度国内所能理解和接受的、表达印度外交政策的主要手段。[注:例如:印度政府甚至在一九六五年对巴基斯坦战争之后,还时常表示愿意就克什米尔问题同巴基斯坦会谈,但与此同时,又向本国舆论保证说,克什米尔问题无论现在和将来都“不容谈判”。]但是在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O年之交,新德里人士还没有理解它的奥妙所在。人们当时的突出印象还是认为尼赫鲁将拒绝同周恩来会晤,除非中国撤退到印度主张的边界线以外,或“撤除侵略”,以此表示接受印度主张的边界线。在国际上,当尼赫鲁保证他本人和他的政府要进行谈判时,人家对他的含糊其词的讲话的含义就不能领会,这就说明为什么几乎全世界都相信拒绝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是中国而不是印度。 

周恩来催促印方考虑他的建议而遭到轻率的拒绝之后,印度国内就更加相信尼赫鲁不会同意举行高级会谈。十二月间周恩来又给尼赫鲁一封信,重申他的关于两国武装部队各自从边境全线后撤的建议,并且指出这种措施丝毫不会约束任何一方提出的主张。他对尼赫鲁提出的双方政府命令各自的边境哨所停止派出巡逻队以避免冲突的建议表示欢迎,并且说事实上在空喀山口事件以后,中国已经采取了这种预防措施。但是,他要求印度政府在这件事情上澄清它的意图,即尼赫鲁的建议是否适用于全部中印边境?(这一点在尼赫鲁的信上是含糊其词的;但是信的上下文——事实真相也是这样——表明,他的停止派出巡逻队的建议只适用于麦克马洪线。当时以及后来,印度政府对边界争端的主张的核心是它们可以自由进入西段争议地区巡逻。) 

周恩来对尼赫鲁提出的双方撤退到对方主张的边界线的后面的建议,作出了详尽的驳斥。第一,把西段边境特殊化是没有理由的,这段边境的双方实际控制线,同中印边境其他地段的双方实际控制线一样,都是很清楚的;第二,尼赫鲁的建议同“两国早已同意的”暂时维持边界实际存在的状况的原则正相违背(如前所述,印度实际上并不同意,而且也无意这样做);第三,虽则“对于不明真相的人们说来,这个建议似乎是‘平等’的”,其实那是不公平的。按照印度的方案,印度的后撤只是理论上的,而中国则需要撤出三万三千多平方公里的领土。“这一地区长期属于中国管辖,并且对于中国具有重大意义……是联结新疆和西藏西部广大地区的交通命脉。”周恩来问道,如果印度政府仍然坚持尼赫鲁的建议,它是否准备把同样的原则实施于东段边境?在那种情况下,中国将同样从麦克马洪线作理论上的撤退(事实上他们已经在麦克马洪线的后面了),而印度则应该从东北边境特区这块大片土地上撤出,撤到中国地图标明的边界后面。 

周恩来这封信的口气同上一封一样,不再是威胁性的,而是劝说性的和友好的。尼赫鲁曾经解释过他为什么拒绝会晤。他说,不事先达成协议,“我们就会迷失在一大堆材料当中”。周恩来回答说,高级会谈是很重要的,可以就原则性问题达成协议;“没有这种指导,双方对于边界问题的具体讨论,就有陷入无休止的、无结果的争论的危险”。接着,他建议他和尼赫鲁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即发信后九天)会谈。他说:中国的任何地方都可以作为会谈的场所,“因为在中国没有仇视中印友好的活动”(这是影射印度很多城市有反华示威游行);或者,如果在中国会谈对尼赫鲁不便,那么只要缅甸同意,也可以定在仰光。 

周恩来提出关于会谈时间和地点的建议,也许是希望使两国总理来往信件所陷入的对于是非曲直的争辩从而告一段落,使之不再象过去那样不断地交换连篇累牍的外交照会和备忘录。通知举行高级会谈,只有九天时间是不够的,但周恩来请尼赫鲁另提日期,如果他不同意那个日期的话,这样,他就不能用是否方便或切实可行作为拒绝会谈的理由。尼赫鲁的回答是迅速的、粗暴的和冷淡的。他对于他提出的双方共同从西段撤退的“很合理的建议”未被接受,深表遗憾。他再次提到,由于对事实存在着这种全然不同的看法,就不可能达成原则协议。他接着说,不管怎样,在以后几天内他完全不可能到仰光或任何其他地方去。 

印度拒绝了中国提出先行举行高级会谈的这步棋,从而使外交斗争陷入僵局。当时中印边界也是平静的。中国继续把麦克马洪线当作东段的实际的边界线,而且尽管中国方面向兼则马尼哨所指挥官提出了一连串的“最后的严重警告”要印方撤出,这个位于麦克马洪线以北、印度所要求的领土上的哨所,所受到的压力还只是口头上的。印度曾企图在越过地图标明的边界线以外保持的另一个哨所朗久,已在中国控制之下,但是尼赫鲁曾建议要把朗久变为非军事地区,于是不久中国就从那里撤走。双方在邻近麦克马洪线的地区都停止了巡逻。空喀山口事件后,西段一直也是平静的。中国在那里暂时停止了巡逻;印度由于在那里面临着严冬和极大的后勤困难,也停止了巡逻。 

边境上的平静和外交上的僵局使中国得以安然无事地占有印度主张的西段领土。这种状况在印度人看来,就等于默认中国的侵略;等于在一方缺席的情况下,按照中国的条件接受边境问题事实上的解决。人们认为中国会利用这个机会巩固,也许还要扩大他们对阿克赛钦的占领,以便为其下一个步骤作好准备;印度政府深信这样的一个步骤必将是损害印度的长期扩张的计划。从印度政府一开始把中国进入印度所要求的领土说成是“侵略”的时候起,它就承担了对此要采取某种行动的责任。当人们催促尼赫鲁答应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时,他总是给人这样的暗示:如果一旦到了需要那样做的时候,政府就准备采取行动。十月间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当我们正在从政治上处理这些[被中国人占领的]地方的时候,我们不打算对这些地方采取军事行动”。由于外交交涉已陷入僵局,那就很难说印度政府仍然是在政治上处理这个问题了。但是两国高级会谈还没有实现,因此也不能说一切外交途径都已试过。所以,一九六O年初,印度政府就开始重新考虑周恩来敦促早日同尼赫鲁会晤的问题。 

还有其他因素使印度重新考虑问题。当时冷战的寒气已退,赫鲁晓夫访问美国产生了“戴维营精神”,虽然这种精神由于巴黎首脑会议的破裂而受挫,但是这种挫折仅仅是暂时的。对于这种普遍的解冻,新德里和尼赫鲁本人都认为自己有些功劳。多年以来,尼赫鲁统治下的印度曾坚持不懈地鼓吹以讲理的、文明的态度来处理国际争端,鼓吹用谈判桌子作为国际风暴的避雷针。现在正在形成中的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和解局面就被用来证明世界大国终于接受了印度所开的处方,并且已经开始把它付诸实施。当尼赫鲁的外交政策受到攻击的时候,他会举出大国似乎在仿效印度的事实来证明他的主张是正确的,并且提醒批评他的人说,印度到处都享有崇高的声誉。国际上对印度的尊重,在印度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一九五六年印度政府的报告中写道:“我们在国际交往中享有的崇高声誉,显然是我们对国际问题采取无私态度的结果,也是我们采取渊源于我国文化遗产的容忍和和平共处这种独特观点的结果。这一切是我国领导人对待国际问题一贯采取的立场的特点所在。”一九五九年底,尼赫鲁告诉人民院说,“不论是在联合国或是其他地方,我们在世界上到处都受到尊敬”,并且感到有些茫然不解。自从印度独立以来,在最近几年里,在世界性的会议上,印度的声音受到如此重视,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们也许对此感到自负——我承认我们有可以自负的地方——但是,事实是这样:在当代世界中一个国家按它的物质力量是不能同大国或同许多武装起来的国家相比的……。它是贫穷的,而且,正在为摆脱贫困而艰苦奋斗……而在最近几年中它在世界上却受到了如此的重视。 

尼赫鲁认为:这可能一则是由于印度外交的高明,一则是由于世界人士仍然怀念甘地的光辉形象,但是更多是由于我们一直怀着笃信、热忱和真诚来谈论和平,谈论我们希望和平和……容忍,而当我们谈论和平共处和所有这一切的时候,并不是挂在口头的现成话——而是发自心灵深处的深刻的感情和出于对今日这个世界的深刻理解。 

这种自我欣赏毫无疑问部分地反映出,印度自命具有历来属于亚洲、特别是印度的民族主义(犹如一度是属于欧洲、特别是英国的民族主义一样)的那种独特智慧和道义地位。但是这种自我欣赏是有事实作依据的。五十年代末期,印度在世界事务中享有独一无二的地位,从加沙、刚果到朝鲜,被邀去当裁判,当和事佬,或者当仲裁者,人们对它洗耳恭听,求得谅解。作为国际关系动力的不结盟概念的主要定调人,作为不结盟国家公认的发言人,以尼赫鲁为化身的印度,曾经为缓和冷战的冲突多方奔走。正当这个时候,美国总统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以及后来赫鲁晓夫接连访问新德里。从印度为华盛顿及莫斯科双方所接受这一点来看,印度外交的成功得到了证明。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艾森豪威尔总统访问印度,正式宣告了美国对不结盟国家特别是对印度政策有了显著的转变。过去对“不道德的中立主义”的指责随着杜勒斯的去世而消逝,取代它的是诚挚的同情,有时简直接近于求爱者那样的热情——艾森豪威尔对印度议会说,印度这个国家“怀着伟大的信念同世界其他国家讲话,而人家则怀着极大的崇敬倾听印度。印度的胜利把过去十年来世界的失败都抵销了,这种胜利……在今后的一个世纪中也许能把世界上所有失败都抵销掉”。美国对印度的支持,在物质上表现为经济援助的突然增加:在一九五九年年中以前的十二年里,美国已经给印度约值十七亿美元的援助;在后来的四年里,美国对印度的经济援助总数达到约四十亿美元。美国对印度态度变化的因素之一,是印度同中国不和。在中印不和公开化之前,美国就已从印方获悉了有关情况。一九五九年五月,参议员威利•史密斯(Wiley Smith)访问印度回国后告诉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说,尼赫鲁和他的亲密的顾问们曾表示了对中国的忧虑。他说:“从美国的观点看,印度政府对赤色中国在边境的活动”以及中国工业化的速度超过印度等情况,“感到有些惊慌,这是一个有希望的征兆”。 

一九六O年初,外界对于中苏裂痕的严重程度还是不了解的。印度人担心由于苏联支持它的共产党大伙伴,因而印度同中国日益激化的争吵就可能使得印度同莫斯科疏远,结果将损害印度的不结盟地位。此外,也将损及物质上的利益。虽然苏联对印度的经济援助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然而随着比莱钢铁厂(Bhilai Steel Plant)的建立,人们已经可以开始感觉到苏联对印度经济的援助。可是,到头来印度的这些担心不过是杞人忧天而已。从一开始,莫斯科对中印争端就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不让中印之间的敌对影响到莫斯科同新德里的关系。朗久事件发生在赫鲁晓夫访美前夕,俄国人对之似乎采取了审慎的中立态度,他们只不过遗憾地表示有人正利用这次事件“破坏和平共处的思想”。俄国人对中印争端采取中立态度——印度政府所能够希望的也不过如此,而且已超出了它的预料之外。尼赫鲁提醒人们注意俄国人的声明。他在人民院讲到:“发表这一声明本身就表明苏联政府对局势采取了冷静的和无所偏袒的态度”。事实上,苏联在一个共产党国家和一个非共产党国家之间的严重争端中保持明确的中立,就是在国际关系和意识形态上逃避兄弟般的团结的责任。正如北京后来所说的,莫斯科对中印两国不加区别,而对朗久事件表示漠然的遗憾,凡是能够从字里行间看问题的人都能够看得出来,莫斯科这种做法“实际上指责中国的立场”。 

俄国所给予的这种心照不宣的支持,对印度是非常重要的。印度可以指望西方国家毫无疑问地接受印度对中印争端的说法,并且同新德里一起,甚至走在新德里前面,谴责中国。但是,印度不那么容易取得不结盟国家,特别是其他亚洲国家的同情和支持,因为并不是所有这些国家都是不加批判地接受那种说中国是全盘错误的论点。因此,俄国一如既往地认为印度是有诚意的,就成为新德里手中很强的一张牌,印度政府制订它的行动计划时,必须把俄国的反应考虑在内。 

邀请赫鲁晓夫回访印度,已经有一个时期,一直没有兑现(一九五六年他同布尔加宁的印度之行已开始了印俄积极友好的新篇章)。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底,苏联通知印度政府说,赫鲁晓夫即将访问印尼,并将顺道访问印度。同赫鲁晓夫会晤的前景给印度提供了一个机会:通过私下交谈,可以使赫鲁晓夫更加清楚地了解印度对边界争议的态度是正确的,而且还可以利用莫斯科对北京的影响(印度认为这种影响是很大的),促使中国接受印度的主张。但是,俄国人已经明白表示,他们认为谈判是解决边界争端的唯一道路;[注:虽然以后轮到俄国人处理同中国之间的边界问题时,他们也是同印度一样地拒绝进行全面谈判。(见第三章)同样,印度也曾劝过缅甸政府同中国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虽然他们自己并无意这样做。]而印度却两次拒绝中国提出的关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的建议,从而堵塞了唯一看得见的通向谈判解决的道路;这就无法同莫斯科的友好劝告相协调。 

这就是必须要对尼赫鲁拒绝会晤周恩来的决定作出重新估计的充分理由之一。另一条理由是新德里在十二月底收到了一份中国的长照会,这份照会似乎是中国外交部为预期在北京举行两国总理会谈而准备的一份提要。这份照会的基本内容一方面是对印度所谓边界早已按照印度所主张的界线划定的说法,进行了详尽的、有分寸的驳斥;另一方面重申了中国的立场——即这场英国遗留下来的纠纷能够“考虑到历史背景和当前的实际情况”,通过友好协商加以解决。从这份照会中一点也看不出中国的主张已经改变,但是照会的语调却始终一贯地令人宽慰,它不象中国过去的照会那样粗暴地拒绝印度关于“侵略”的指责,而是心平气和地对印度的指责加以分析,并且提出合情合理的保证: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仍然十分落后,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克服这种落后现象;中国土地辽阔,而且有一半以上的地区人口稀少,中国资源丰富,国内市场广大——它为什么要向外扩张呢?北京为照会写得太长而致歉意,并且解释说,它的本意“不是争论,而是争论的结束”;不是“用攻击答复攻击”,而是设想“印度政府对于中国的意图的确有某种误解”。照会最后表示中国“热烈愿望:两国将停止争吵,迅速地使边界问题得到合理的解决,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巩固和发展两国人民在共同事业中的伟大友谊”。 

新德里研究这份照会时,感到中国提出的停止争论的主张是真诚的,这就加强了同周恩来会谈可能会有好处的那种看法。没有迹象表明,两国总理的会晤会产生具体的结果;印度无意改变它的主张,同时也没有任何暗示表明中国将同意印度的主张。虽然如此,人们开始感觉到,如果同意举行高级会谈,将对印度有利。会谈将使注视着事态发展的世界各国看到,印度还是言行一致地主张一切争端必须通过谈判解决的,尼赫鲁本人在对待印度自身的问题上也毫不犹疑地采取同样的态度。因此,到了一九六O年一月底,印度政府终于决定应该邀请周恩来前来新德里,同尼赫鲁一道探索“可能导致和平解决的各个途径”。 

印度不再继续坚持中国后撤作为高级会谈的先决条件,这个政策上的转变显然将加剧印度国内对政府的持续不断的批评。自八月以后,尼赫鲁一直处于防御地位。他采取比较慎重的语调反对批评者中的主战论;他申斥那些要求给中国下最后通牒,并采取迅速军事行动“赶走侵略者”的人;他重申他将致力于“谈判”的态度;这些使得人们强烈地怀疑他是想同中国妥协。从坚持中国必须在谈判开始之前撤出的立场后退,将不可避免地加深这种怀疑,并招致人们对姑息行为的谴责。由于面临着必须在围攻下改变方针的局面,印度政府开始施放玩弄文字的烟幕。 

这个烟幕就是尼赫鲁对“会谈”和“谈判”两者之间所定下的意义上的区别。按照尼赫鲁自己所下的定义,既然预定要举行的高级会谈并不是谈判,那末,即使他邀请周恩来访问新德里的信件正在递交,尼赫鲁认为他还可以继续说,现在仍然没有同中国谈判的前景。那封信是二月十二日在北京递交的。[注:邀请周恩来访问印度的决定是一月底作出的;邀请信大概是二月三日草拟的,但为了让当时的印度驻华大使高•帕塔萨拉蒂(G.Parthasarathi)面交该信,因而耽搁了一些时日。]赫鲁晓夫在前一天就到达了新德里。尼赫鲁在同赫鲁晓夫会谈了一个上午以后,直接前往议会。他在议会讲话中再一次排除了同中国进行谈判的任何可能性。他说:“在目前时刻,我看不出中印双方立场有任何共同的基础和沟通的桥梁。就是说,在双方现有立场的基础上没有进行任何谈判的余地,因此目前也没有什么可谈判的。”当时人们一直认为,赫鲁晓夫将进行劝说,促成印度和中国的谈判,因而尼赫鲁在这个时刻重申印中之间没有谈判的基础,似乎使人们听起来觉得更无回旋的余地。当然,谁也没有想到尼赫鲁事实上已经邀请周恩来访问新德里。[注:我在写给《泰晤士报》的报道中,反映了政府态度的变化,并且提到目前高级会谈似乎就要举行,但承认尼赫鲁的声明是个矛盾:“总理发表断然声明似乎使那些确信他同周恩来先生将在不远的将来进行会晤的人们出丑,同时,他又使那些指望赫鲁晓夫充当斡旋者的人们的希望幻灭”。]在议会内外,尼赫鲁的声明证实了人们认为他无意同周恩来会晤的印象。印度在北京递交了邀请信,将其关键性的做法付诸实施,在这个时候,放出的掩护烟幕就最浓厚,最难看穿。 

但在短短四天以后就宣布邀请周恩来访问新德里,难怪这在印度引起了愤怒和震惊。尼赫鲁的邀请信写得诚挚,甚至热情,同六个星期以前发出的那一封冷冰冰的信,成为鲜明的对比——他甚至恢复使用“亲爱的总理”这样的称呼以代替“亲爱的总理先生”这种比较冷淡的称呼,这是他一九五八年八月的第一封信之后,头一次恢复这样的称呼。他写道:“使我深为痛心的是,过去这样友好的、我们曾作了这么多努力去加强的印中关系,竟已迅速恶化,并且引起了恶意和愤恨。”他又一次拒绝了中国提出的中印边界从未划定的前提,他说:“在这个基础上,不可能谈判。”他重复说不可能谈判(他的信当然是要发表的),但是他接着说:“我仍然认为我们进行会晤可能是有帮助的。”他说,在今后的几个月中他不可能离开印度,他要求周恩来到新德里来;为了预防中国方面可能因新德里公众的情绪而提出异议,尼赫鲁保证说,“你来这里,将是我们的上宾。”在递交这封简短而友好的信件的同时,印度递交了一份冗长的照会,驳斥中国从前的论点并重申了印度立场。 

二月十六日印度议员们从报纸上获悉邀请中国总理的消息,于是反对党的议员们就怒气冲冲地跑到议会,提出紧急动议,要求讨论政府“突然地、毫无理由地”改变政策的问题。几天以后,对这个问题展开了充分的辩论。米努•马萨尼把这个邀请说成是“国家的耻辱”,他的讲话受到反对党议员强烈的支持。人们谴责尼赫鲁和印度政府失信,克里帕拉尼甚至说印度“被本届政府的领导人出卖了……我国的名誉掌握在这批不名誉的人手里是不安全的”。报界对所谓“尼赫鲁先生的翻斤斗”或“退让”也提出批评。尼赫鲁当然早就作好了辩护的准备。他坚持说他邀请周恩来访印并不涉及印度政策的改变,再一次强调会晤不是谈判,并且指出他在许多场合说过,他一直准备同对方进行会谈。尼赫鲁的批评者就在这两个字的区别上扯开了。马萨尼指出,“很清楚,这次会晤就是谈判,决不会是什么别的。”《印度时报》(Times of India)评论说,总理正在“提出一个不十分诚实的区别,因为[他自己]同周恩来之间的会晤,无论从那个意义上讲,只能是一次最为重要的谈判”。在后来几个星期里,对于尼赫鲁是否已经一反过去的做法,以及对于“会谈”和“谈判”之间是否有实质性差别等这类争论,占去议会大量的时间。反对党的首领们带头批评总理,但是这一次,当尼赫鲁争辩说同周恩来会谈不但没有坏处也许还有好处的时候,他得到了国大党和很多反对党后排议员的支持。前国大党议员和总督、后来改任自由党首领的拉遮果帕拉查里(Rajagopalachari)代表这一派发言说,邀请周恩来来印度并没有什么错误;“只要意志坚定,同对方会晤的任何尝试都是好的。”三月一日,当尼赫鲁在人民院站起来证实说,周恩来已经接受了他的邀请时,国大党议员发出了欢呼。 

周恩来接受了邀请,并表示“深切的感谢”。双方在进一步通信中商定他将于四月十九日访印,并停留七天——其实如果只停留两天,印度政府也许会更为高兴一些。访问日期商定后,那些怀疑尼赫鲁有意利用这次会晤同中国妥协的政界人士,开始集中全力阻止他这样做。各反对党派宣布将在周恩来访问的同一时间组织“不投降周”,计划在新德里和其他城市举行示威游行,而且还议论如何给中国代表团制造一种“使人呆不下去的”气氛。尼赫鲁和他的同僚总算说服了反对党首领们在周恩来访问新德里期间不搞游行示威;双方取得了彼此满意的妥协,反对党同意“不投降周”搞到周恩来来访的前一天为止。作为交换,印度政府答应不为周恩来举办例行的群众欢迎集会。非共产党反对党领导人在一封致尼赫鲁总理的信件中,自称代表了公众的情绪,再次申述他们的观点说,在“中国人撤除侵略”之前,不应该进行会谈,并且敦促“不得削弱边界,不得做任何被认为放弃印度领土的事情”。人民同盟在周恩来到达前两天对这一点叫得更凶。他们纠合几千人以摩托车队为先导到总理官邸示威。游行队伍挥动着密密麻麻的标语牌和桔红色的旗帜。上面写着:“侵略者滚出印度去”;“决不放弃印度领土”;“打倒中国帝国主义”以及诸如此类的字句。人群拥到大门口,被大批警察挡住,只让他们的一个头目到里面去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备忘录要求尼赫鲁亲自作出保证:“不放弃我们对于印度任何部分领土的要求,不管它是我们占有的,还是目前在中国非法占领下的”;并且还要保证,“不做任何限制我们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去解放被中国占领的地区的权利的事”。根据官方的叙述,在尼赫鲁同人民同盟代表的对话中,印度总理只是告诉对方说,除了他在议会里讲过的话以外,没有别的可讲。但是,人民同盟的头目同印度总理交谈后回来时,叫激动的人群安静下来,然后宣布说,尼赫鲁已经答应“印度决不会让给中国一寸土地”。 

印度政界舆论这个时候找到了另一条拒绝同北京谈判的国际理由。反对同中国解决问题的人们认为印度是非共产党国家的领袖和堡垒,指出同中国妥协会在亚洲其他地区产生恶劣的影响,正如人民同盟的备忘录中所说的那样,会“挫伤所有那些……希望用民主的方式独立自主地进行建设的国家的士气”。在印度,和解被看成是在中国手下遭到丢脸的失败,所以人们希望日益逼近的会谈以失败告终,认为这才是印度的胜利。在周恩来到达前夕,一家报纸的社论这样评述道:如果会谈成功,“在亚洲小国的心目中,将会提高中国的力量和威望,而印度的行动将被认为是默认和屈从于中国的态度。”[注:美国也出现了相同的论调。《华盛顿明星晚报》(Washington Evening Star)说:“印度方面的坚决抵抗是对其所有邻邦精神上的支持。不姑息在新德里的北京客人,对于尼赫鲁在本国的领导地位以及印度在亚洲的未来地位都是重要的。”]如果会谈破裂,“印度将被指责为不讲道理,[但宁可]暂时被视为不讲道理,总比被视为软弱怯懦要好一些。”印度的政治言论都催促政府不要谋求解决,例外的是极少数。印度共产党鼓吹和平解决;一家著名的地方报纸《国民先驱报》(National Herald)指出,克里帕拉尼和他那些吵吵嚷嚷的反对党的同僚们无权自封代表印度说话。几家穆斯林小型期刊,为了反击他们在人民同盟和印度教大会(Hindu Mahasabha)——这班人采取了最极端的好战方针——的教派敌人的战争叫嚣,建议进行有意义的谈判。但是它们的言论是与众不同的,也受不到重视。

在周恩来到达前一个月,印度最高法院的一项判决使印度政府对北部边界的态度更加僵化。一九五八年,尼赫鲁同巴基斯坦就一项虽小但却棘手的边界争端取得妥协,即同意由双方分割一小块介乎西孟加拉邦和东巴基斯坦之间叫做贝鲁巴里地区(Berubari Union)的有争议的领土。这里牵涉到要把几平方英里土地包括一些村落移交给巴基斯坦,而法院对政府是否有权这样出让领土提出异议。最高法院支持了这项异议。一九六O年三月十四日,最高法院判决说,印度政府试图“在特定的基础上就(贝鲁巴里地区)边界争端取得友好解决”,牵涉到割让领土的问题,因此在这一解决付诸实施之前,尼赫鲁同巴基斯坦总理达成的协议必须通过修改印度宪法才能予以批准。[注:印度的宪法中没有赋予政府以割让或获取领土权力的条款。由于宪法中已规定了印度联邦的领土界限,因此,要对印度领土作任何改变,都必须通过修正案。]印度政府为了要知道最高法院判决书对处理同中国边境争端问题有何影响,就去征询法律方面的意见,得到的答复是说,按照上述判决,如果政府要割让领土,或甚至更改任何边界主张,都需要修改宪法。换句话说,如果尼赫鲁同周恩来就西段的边界达成协议,就必须使这个协议得到议会三分之二的多数赞成和当时全国十四个邦的过半数邦立法议会的通过,方能生效。

要做到这一点肯定是困难的。然而,尼赫鲁在国大党内的统治地位当时还是巩固的。国大党不仅以压倒多数控制印度议会,而且控制各邦的立法议会。那一年贝鲁巴里修正案获得通过。[注:然而,在写此书之时(一九七O年),印度政府仍未能执行一九五八年协议中关于贝鲁巴里地区问题的条款。]在这个阶段,如果尼赫鲁全力支持同中国取得妥协和解决,他是可以使之在宪法上通过的。但事实上他已下定决心不想妥协,因而贝鲁巴里案的判决也只是被用来加强这一决心罢了。

宪法的因素加上政治的压力,把尼赫鲁紧紧拴在他自己所采取的立场上。他对印度的全部边界要求进而采取了不留余地的态度,抛弃了当初谈论西段时使用的那种不肯定、甚至是带有探讨性的口气。他谈到印度的荣誉和尊严,谴责中国的傲慢和侵略,这样他就亲自帮着在边界问题上去煽动他在几个月前还曾敦促他的同胞要加以避免的那种激动情绪。由于他使用了一套近似诡辩的玩弄词句的手法,甚至在他的支持者中间也对他对待争端的真实态度产生了疑虑,并使他的批评者对他更加不信任。他自己的言行使得他和他的政府失去了一切回旋余地:除非中国无条件默认印度对阿克赛钦的要求,而且正式接受麦克马洪线——换句话说,除非中国屈从于印度的要求——他就无法转圜。如果周恩来不准备把他的新德里访问变为卡诺萨(Canossa)[译者注:卡诺萨是意大利中古一城堡。十一世纪时,日耳曼皇帝亨利四世前往该地向教皇格里戈里七世表示屈服和忏悔,遭到教皇的羞辱。此后卡诺萨就成为世俗力量屈从于罗马天主教会神权的比喻。]之行,那末在中国代表团踏上新德里飞机场之前,他们的使命就已注定要失败了。这就是尼赫鲁向公众保证他同周恩来的会晤不是谈判所造成的结果。 

在高级会谈之前,印度政府用同样冗长的篇幅答辩了北京十二月份就中国主张所作的全面声明,再一次肯定了印度的立场。新德里再次争辩说,中印边界线长期以来就为习惯和传统所确定,这条边界的大部分也是为条约和协定所确认的;因此,“不能够在所谓谈判新的协议来重新确定整个中印边界的基础上来达到友好的解决”。但是,印度准备“就有关边界上某些地方的位置的具体争论进行讨论,并且在认为必要的地方通过协议对边界作微小的修正”。 

中国发出另一份照会,结束了这一个回合的外交交涉的信件往来。中国照会解释说,它的目的不是为了争论,而是“希望促进印度政府的了解,缩小双方的分歧,从而有助于两国总理的会晤”。照会重申边界从未划定,因此应该举行“全面谈判”。接着,北京提出一项新的重要建议:“至于两国间的未定界问题,在未获解决以前,只要双方愿意维持边境的现状,也并不妨碍双方正常关系的建立”。换句话说,如果印度不准备通过谈判就边界问题取得全面协议,边界也可以暂不划定,双方可以遵守目前的实际控制线,把它作为事实上的边界线。鉴于尼赫鲁明确地、公开地表示不肯通过谈判取得协议,北京似乎在这里指明了一条出路:目前暂且让它这样,到了适当的时候,等到在这个问题上的火气和紧张状态缓和下来,两国之间通常的友好关系恢复了,他们就会冷静地重新考虑这个问题。 

到了一九六O年初,新德里对来访的政治家们的活动安排早已有了一定的规格,他们访问的礼宾待遇和日程安排是人们所熟知的。冬天是他们来访的最好季节。这时候白天阳光和煦,夜晚清爽宜人,百花盛开,细雨压尘;在这个时候来访的客人听到当地人士对记忆犹新的夏天的抱怨,感到难以相信。每到冬季,首都总是披上迎接来访者的盛装,在贵宾们的官方车队通过的马路上竖起了旗杆,坑坑洼洼的路面也填平了,在马路的边缘和人行道上重新铺上了发亮的橙黄色的砂砾——等到夏天的热风一来这些砂砾就逐渐散掉,终于完全吹走。如果政府提示某一贵宾的身分重要,市政当局也就跟着忙碌起来。卡车运载着人群到沿途各处去挥手欢迎,邻近的村民在金钱和实物的引诱下,手持发给他们的纸制国旗,赶着牛车或骑着骆驼到机场附近。一九五九年底到一九六O年初的冬天,是一个繁忙的官方访问季节。虽然周恩来到达的时候已是冬末,太阳已有夏天的气息,风沙飞扬,可是,首都看起来仍然披着新装,对于中国总理应给予的礼宾仪式都遵守了。从机场起沿途交叉地悬挂着中印两国的国旗。警察在管制人群时唯一要做的事,就是不让一些举着黑旗的示威者走近大路。 

一九六O年四月十九日将近傍晚的时分,周恩来在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和大批随行人员的陪同下,分乘三架专机从仰光飞抵新德里。在机场的大帐篷下面,欢迎的人群基本上是外交使团,再加上仅余的几个板着面孔的主人。而在一年以前那些印度主人会全部出动迎接中国客人。当周恩来走下飞机的时候,其中有人用尖细的声音喊出了前一年的“印中人民是兄弟”的口号;此外,就是外交官们为表示礼貌而鼓了几下掌。然后致欢迎辞和答辞。尼赫鲁的欢迎辞是用印地文写成,是事先准备好的,这对尼赫鲁是极不寻常的,[注:尼赫鲁在这种场合总是讲英语的,而且是不用讲话稿的。]是为了着重说明印度的欢迎仪式是冷淡的。他回顾了在周恩来前几次访问时(这是第四次访问)中印两国之间存在的善意,但是他接着说,“不幸,自从那时以来,发生了另外一些事件,使得这种友好联系受到很大的压力,并且使得我们全体人民感到震惊。两国关系不仅在目前已受到危害,并且将危及未来,两国关系赖以建立的基础已被动摇。”要恢复两国之间的信任和友谊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是两国要全力以赴去弥补那些已经发生了的事情。周恩来在答辞中提到两国的共同利益:“我们都需要和平,我们都需要朋友”,并且提到了五项原则:“我们之间的一切问题没有理由不可以根据这些原则,通过友好协商,求得合理的解决。”他最后说:“我是抱着解决问题的真诚愿望前来的。”然后,他同尼赫鲁坐在一部汽车上,汽车飞快地开往中国代表团下榻的总统府(以前的总督府),沿途空空荡荡,只看到有的路口因下班时间车辆拥挤而堵在那里,但那些地方的人群也都默不作声。 

第二天早晨,中国代表团按照惯例到甘地火化处献花圈,然后两国总理举行了首次正式会谈——由于印度的坚持,所有会谈都是在尼赫鲁的官邸进行。在六天的访问中,两国总理的谈话时间超过二十个小时,即使把翻译的时间也计算在内,双方发言也是很长的了,而且双方在下面各级官员之间也重复了首脑之间对话的内容。 

印方事先早计划好要中国代表团成员会见尽可能多的印度内阁成员,其用意是让他们亲自领教事先布置好的坚强一致的态度。印度要想使来访的客人对于印度在边界争端上所感到的强烈愤慨没有怀疑的余地,并且安排好让每个会见中国官员的人都尽量有力地按同一口径讲话。(尼赫鲁曾经因他把边界争端的最初发展情况秘而不宣而受到批评,因此现在他可能有个次要的动机,即只要办得到,就把尽可能多的同僚们拉入他同周恩来的会谈之中,那么,不论将来出现什么情况,大家都要分担责任。)于是,周恩来和陈毅便挨家访问了印度的各个部长。内政部长(除尼赫鲁外,印度政府中最有影响的人)潘特已经作好准备要为印度的立场进行详尽辩护;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向周恩来宣讲了印度立场的哲学基础;财政部长莫拉尔吉•德赛直率到了粗鲁的地步,其他的人也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重复了印度的立场。 

在安排官员拜访的名单中有一个明显的遗漏——初步日程并没有安排他们个别会见克里希纳•梅农。印度政界舆论仍然怀疑尼赫鲁有同周恩来进行交易之意,虽然尼赫鲁表白他完全不想这样做。但由于他反复重申和平解决的诺言,表示他从道义上就厌恶战争,并且声称他随时准备去谈判,这就加强了人们对他的怀疑。在新德里很多人几乎预测到尼赫鲁有一天在他同周恩来会见后走了出来,手里摇晃着一纸文书,向大家宣布:“我们时代的和平”——人们经常把这种情况同慕尼黑相比拟,任何妥协肯定会被指斥为荒唐透顶的姑息。假如说人们怀疑尼赫鲁是在不惜任何代价地追求解决,那末,可以说梅农早已因为这个罪名而被“审讯”和“定罪”了。事实上,梅农在公开谈话中一般地讲是同尼赫鲁一样强烈地,甚至比尼赫鲁更强烈地谴责中国;但是,人们都知道他认为对印度的主要军事威胁是巴基斯坦,而不是中国,所以右翼人士一般都把他看作是隐蔽的共产党人。他同尼赫鲁的私人关系很密切,被认为是对尼赫鲁起了坏影响,推动着尼赫鲁去同中国和解的。为了使他在周恩来访问期间不会影响尼赫鲁,印度内阁和外交部都竭力设法不让他参加会谈,而尼赫鲁看来也是默许他们这样做的。 

但是,梅农本人并不甘心。由于周恩来在机场同他说了一句话,同时由于他指望同周恩来进一步谈话,他就在会谈的第一天直截了当地前往总统府周恩来的住处拜会了他,并同周恩来进行了私下谈话。当时舆论为之哗然。秘书长纳•拉•皮莱(N.R.Pillai)就梅农事先未经安排而擅自插手一事向尼赫鲁提出抗议,第二天报纸对梅农的“无法解释的不可饶恕的闯入舞台中心的行为”,发表了愤怒的评论。这种大惊小怪是不合情理的。印度政府不会让步的地方,国防部长也难以作出让步。但是,这件事不仅表示人们对梅农深恶痛绝的不信任,而且反映出害怕中国会利用印度暴露出来的弱点而以智谋取胜的心理。 

这种害怕是毫无根据的;印度政府采取了它的那些最激烈的批评者所希望的强硬态度。尼赫鲁和他的官员们毫不动摇地坚持不容进行全面边界谈判的立场。他们坚持边界已经划定,边界走向就是印度所说的那样,坚持中国军队首先必须撤退,然后才可能就“微小的修正”进行商谈,而他们所可能同意的也只是做这类微小的修正。他们拒绝了中国的解决方案,他们拒绝接受中国提出的建议,即冻结边界现状直到双方能较为心平气和地进行讨论时为止。他们已把文章做绝。中国代表团成员对东欧国家的外交官说,他们对尼赫鲁的那种僵硬态度,对他那种完全不肯了解对方观点的态度感到大为吃惊。 

中国人的观点是什么呢?当时是很清楚的(虽然从那时起有人认为中国人并没有提出什么具体的建议)。中国的一般主张已经在外交文件中反复阐述了,而且周恩来在第二天晚上新德里的国宴上又曾加以重申。他说,中印边界问题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不是两国政府中任何一方制造出来的;这“仅仅是一个局部的暂时的问题”,虽然它是复杂的,有其困难的方面,但是它是“完全能够求得公平合理的全面解决的”。在全面解决时,对历史背景和现实情况要一并加以考虑。 

中国提出的解决边界争端的具体建议,在会谈开始后几天内就在报纸上刊登出来(当然这些建议原来是打算保密的,但是新德里对于新闻记者来说是个很好的首都)。中国建议“双方相互接受东西两段的现状,并且组织一个边界委员会”。这就是意味着,中国在东段接受麦克马洪线的走向,而印度在西段则接受当时实际存在的地位——在西段双方的前沿哨所仍然相距很远。这就不会涉及撤出什么具体地方的问题,但印度将放弃对阿克赛钦的要求,而中国则要通过谈判划定一条沿着麦克马洪线的边界。然后,边界委员会就可按照在新德里会谈中、或以后更为详尽的谈判中取得协议的边界线,在现场竖立标柱、石标或其他界标。这样由印中双方官员和勘查人员组成的边界委员会,就能解决对于诸如朗久、兼则马尼等地归属问题的微小争端。这是划界和标界的正常程序。中国和它的其他邻邦以后都照此办理,而且中国和缅甸也已经一致同意这样办理。 

北京对上述主张从未背离也从未更改。自从尼赫鲁和周恩来第一次讨论边界问题时起,中国的主张中就已包含了这个建议。周恩来当时说,鉴于中国同缅甸和印度有着友好关系,所以,虽然麦克马洪线是不公正的,然而中国政府还将予以接受。周恩来就边界问题致尼赫鲁的第一封信中也曾隐约地重申了这个立场。当印度在一九五八年十月十八日照会中第一次书面提出阿克赛钦的要求以后,中国一贯把印度到达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同中国自己到达阿克赛钦相提并论。有的时候是以反问形式提出的,例如北京在评论空喀山口事件时指出,如果印度坚持有权在西面中国占有的领土上进行巡逻,那么中国也可以要求在东面有对等的权利;有的时候这个提法是在北京建议按照“目前实际情况”解决争端中表现出来的。中国外交文件提到有关问题时也有同样的含义;例如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国对边界问题作全面阐述的照会,将印度地图在西段的画法描述为“深入中国领土”,而对东段则只是说,“边界线全线被向北推移,把原属中国的九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入印度境内”——两处使用了不同的时态,这是个关键。 

在高级会谈中中国方面曾明白表示,如果印度接受中国在西段的控制线,中国就准备接受麦克马洪线;这个结论为亲身与会者所证实。会谈后,周恩来在新德里对新闻记者说:我们要求印度政府对西段地区采取同中国政府在东段地区所采取的同样态度;即可以保留自己的立场,同意从事谈判,并且不越过中国地图上所标出的中国行政管辖线。 

周恩来刚刚离开印度,尼赫鲁就在飞机场临时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一名记者指出说,周恩来说过就东段来说,“只有某些个别地区需要讨论”,这可以说他已经接受了印度的立场。尼赫鲁回答说,“是的”,“但是现在他们把东段同西段联在一起”。一小时以后,尼赫鲁告诉人民院说,他们“试图把东段同西段相提并论,这就是说,按照中国的说法,虽然我们没有权利留在东段,可是我们在过去几年中已经逐步推进到……麦克马洪线”。周恩来同印中友好协会会长潘迪特•森德拉尔(Pandit Sunder Lal,他是该会创始人,也是会见了中国代表团的极少数的印度非官方人士之一)谈话的时候,据说曾经扼要说明他称之为“有予有取”的主张如下:“你们保留你们所掌握的地方,你们也可取得存在争议而又未被双方占领的地方,而我们则保留我们所掌握的地方。” 

中国准备接受麦克马洪线,除高级会谈中讲过的或报道过的话以及会谈前后的外交信件来往中讲过的内容外,还有更为有力的证据。周恩来和他的代表团是直接从仰光来的。他们在那里同缅甸政府签订了一项边界协定,在该协定中,中国接受了麦克马洪线的走向。[注:中缅边界协议详见第二章注]在这样做了以后,中国同印度划定边界时如果再要拒绝接受这条线,在外交上是不可能的,在地理上也是行不通的。 

中国人也许认为,中缅边界条约的签订已如此清楚地表明他们是诚心诚意地肯定了印度所要求的东段边界线,因此,印度政府也许就会放弃他们那种露骨的顽固不化的态度。所有迹象表明,他们来新德里确实是期望能同印度象他们同缅甸一样地达成协议——紧接着再同尼泊尔达成协议。然而,他们发现,对印度来说,麦克马洪线并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在印度看来,解决边界争端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中国不仅要接受麦克马洪线,而且还必须承认阿克赛钦是印度的领土。从一九五九年底起,印度人就已看出中国建议以承认麦克马洪的划线来换取印度放弃对阿克赛钦的要求;而这被印度看作是,中国试图以它无理要求的东西去“换取”它非法占有的东西——“只要你宽恕我最后的一次偷窃行为,我就从此不再偷窃。”印度舆论一旦理解了中国的态度,就坚决反对任何这样的解决办法。一九六O年初,《印度时报》写道:“现状是中国侵略的产物,要以现状作为最后解决的指导原则,这是我国完全不能接受的。”同往常一样,尼赫鲁对公众的态度是非常——也可能是过分——重视的。在一九五九年底一九六O年初举行了一次会议,有尼赫鲁、潘特、皮莱(秘书长)和另一人参加,会上讨论了中国的“物物交换”的建议,据说尼赫鲁在结束讨论时这样说:“如果我把那块地方给他们,我就不是印度总理了——我决不会这样干的。” 

所以,周恩来要在这个基础上达成协议的尝试,已事先注定要遭到印度方面直截了当的拒绝。印度官员当时解释说,印度之所以不能接受中国提出的“在对等的基础上接受东西两段边界的现实”的建议,是因为这个建议“有损我国北部边界在法律上的有效性,而且也损害国家领土的完整”。 

中国发现印度顽固地主张不能以承认“目前的现实”作为解决的基础,于是他们试图贯彻会谈前夕提出的一项建议,即:如果争端不能得到解决,双方应同意维持现状。要实现这样的协议只要双方在边界全线停止巡逻就行,这显然是更为局限的做法,而对尼赫鲁来说是更不易招怨的做法。在会谈的后半段,中国人就设法争取印度同意这一点,可是他们又失败了。印度的拒绝有些含糊其词。自从边界争端在印度成为政治问题以后,印度政府一直受到压力,要它把中国人赶出阿克赛钦,或者最低限度自己把军队开进那个地区,以贯彻印度的要求。议会一直警惕不让尼赫鲁作出任何足以杜绝采取这种行动的让步——因此,在会谈前夕人民同盟才向他提出,“不做任何限制我们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去解放被中国占领地区的权利的事”。印度应该在这方面保持行动自由,这是印度方面在会谈中所要关心的首要问题。 

在这个时候,印度对边境巡逻的立场不很明朗。中国已经在边境各段停止巡逻。印度只是在东段停止了巡逻。印度对西段巡逻的立场在外交文件中是暖昧的。至少根据有案可查的记载,中国曾假定印度在西段也停止了巡逻,但要求印方对此加以澄清和正式确认。事实上,印度在西段并没有停止巡逻;他们没有派出任何巡逻队,是因为他们不能在后勤上给予支援。然而,印度政府的立场是决不能丧失向其西部领土(即中国占有的那块有争议的领土)派出巡逻队的权利;除非中国军队自动撤出,否则印度到适当时候就要行使这种权利。 

但是,如果把这一切都向周恩来说明,就会被认为是一种公然的威胁,必然要招来对方的反驳,这就是在北京的声明里早就讲过的:万一出现这种情况,中国将保留采取同样行动以体现其对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的要求。因此,正如尼赫鲁在会谈结束后明白告诉议会的那样——印度不得不转弯抹角地、含糊地拒绝接受停止边界巡逻的建议。他说:“我们觉得对于[巡逻]问题,如果说得太精确是有困难的,也是不适宜的。”中国建议:“为了保证边界安宁,便于商谈的进行,双方在边界各段应该继续停止巡逻”;由于印度的反对,在公报中就改成为:“在进一步审查事实材料期间,双方应该作出一切努力来避免在边境地区发生磨擦和冲突。”按照印度的解释,这只是意味着,当他们的军队开进西段中国主张的领土时,他们将不去攻击中国的阵地和巡逻队。尼赫鲁向议会解释说,就印度政府而言,“我们的士兵可以在这些地区完全自由活动,而不致引起冲突。” 

高级会谈失败了,这是从一开始就很清楚的,但是任何一方都不愿使会谈破裂。因此会谈还是进行了整整五天,但是会谈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公报说,双方的分歧并没有得到解决。印度方面准备就这样算了;但是中国方面希望使外交上的接触继续下去。因此,双方才同意两国政府官员进行会晤,核对历史材料,并且准备一份报告,开列双方共同点和分歧点。在印度的坚持下,双方官员的工作限期四个月。对下一步的安排没有达成协议;公报只是说,两国官员的报告“应该有助于两国政府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考虑。” 

在访问期间,印度政府不但履行了它对反对党所作的诺言,不为客人举办公众集会活动,而且还尽力不让中国代表团与私人和新闻界接触。在会谈的最后一天,外国记者向外交部提出,能否给周恩来安排一次记者招待会(周恩来通常在这类访问结束的时候是要同记者见面的)。他们的要求被拒绝了——但是,当天傍晚中国代表团自行宣布:周恩来将在晚上十时三十分举行记者招待会。 

新德里的新闻记者们对印度的和来访的政治家们向来敢于尖锐提问,这是他们颇引为自豪的。印度记者甚至对尼赫鲁(他在那些日子里每月举行一次正式记者招待会)也是毫无拘束,混得很熟的样子。他们不但随时质问他,还时时同他大声辩论,对他进行规劝训导。[注:除偶而发火以外,尼赫鲁总是忍受这种态度的,因此造成了一个使他的继任者会感到不好受的先例。拉•巴•夏斯特里一次在新德里举行正式记者招待会,受到的对待十分无礼,以致他从那以后再也不举行记者招待会了。英迪拉•甘地夫人最初也很少举行记者招待会。]因此,在边界争端中,几乎全部是同政府站在同一立场的印度记者们,都指望着提出一大堆问题来刁难周恩来,以便暴露他们所认为的中国对印度赤裸裸的侵略;但是,从他进入大厅(总统府里的一个圆柱厅,墙上挂着最后一任总督及其夫人的等身画像[注:这两张油画最有力地象征着两国政府在政治上和心理上存在着极大的距离。中国人不能理解为什么自豪、爱国的印度人能够让这种使人回想起过去所受奴役的东西点缀他们总统府的重要厅堂。])的那个时候起,周恩来就控制了整个记者招待会。 

中国人一开始先散发周恩来的声明。这个声明扼要地重申了中国的立场:边界从未划定;问题能够通过友好协商求得解决;在解决以前,“双方应该维持边界的现状,不以片面行动,更不允许使用武力,来改变这种状况”。在这样做的时候,中印友谊不应该、也不可能因边界问题而受到损害。声明的要点归纳为六点,周恩来称之为双方间的“共同点或者接近之点”: 

一、双方边界存在着争议。 

二、在两国之间存在着一条各自行政管辖所及的实际控制线。 

三、在确定两国边界时,某些地理原则,如分水岭、河谷、山口等应该同样适用于边界各段。 

四、两国边界问题的解决应该照顾到两国人民对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的民族感情。 

五、在两国边界问题经过商谈得到解决之前,双方应该各守实际控制线,不提出领土要求作为先决条件,但可进行个别调整。 

六、为了保证边界安宁,便于商谈的进行,双方在边界各段应该继续停止巡逻。 

周恩来说,对以上六点,双方仍然存在着一定距离,但继续协商能够缩短并消除这个距离。然后,他宣布愿意回答任何问题,只要求他的回答能全文报道。 

记者招待会开了两个半小时,[注:招待会是在我提请周恩来考虑报馆截稿时间而制止发问后才结束的。翻译人员翻译得很慢,一百五十分钟的招待会才回答了二十五个问题。其中包括一个美国女记者提出的两个问题。她问周恩来是否考虑邀请艾森豪威尔访问北京,“如果这个邀请并不牵涉到美国承认红色中国问题”。她并且说,看来周恩来气色极好,很不象是六十二岁的人,他是如何注意自己的健康的——是否有特别的饮食或是经常运动?周恩来回答说,“谢谢你,我是一个东方人,我是按东方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的。”]但除人们关于双方在会谈中所采取的立场方面已知的情况外,它并未提供很多新的情况。一名记者问道,哪一个地段占去总理的时间最多,周恩来说是西段,对那一段“存在着比较大的争议”。他重申他的政府同中国历届政府一样,绝对不能承认麦克马洪线,因为它是“英帝国主义在它同中国西藏地方当局的秘密换文中非法画出来的”。他接着说,虽然如此,中国把那条线当作边界线,在谈判时没有提出领土要求作为先决条件。然后,他扼要说明了中国对西段的立场,并且说他曾要求印度政府对这个地区采取同中国政府在东段地区所采取的同样态度,但他说:“印度政府对这个问题不完全同意。” 

一位西方记者问印方在会谈中是否提出了中国对印度进行了侵略的问题。周恩来回答说,会谈中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并且说如果印度政府提出这样的问题,不仅不合乎客观事实,而且是极不友好的。 

印度政府对周恩来举行记者招待会的做法和内容都感到十分不愉快。尼赫鲁一等到中国人登上飞机前往加德满都,飞机在东方的天空还没有消失,就在机场上对记者谈了他的看法。他提到周恩来在“目前的现实”的基础上互让的建议时说,“在边界问题上不存在物物交换的问题。”他证实,就东段而言,中国人曾准备接受印度的主张,但说中国人“把它同西段联在一起”。 

当天早晨各报刊载说,据周恩来讲,印方在会谈中并没有谴责中国的侵略行为;这就证实了印度人士怀疑尼赫鲁对中国人还不够直截了当是有根据的。新闻记者在机场就这一点向他进行诘难,议员们在议会里也提出相同的指责。尼赫鲁当时也满口指责中国侵略,因为指责中国侵略在印度已成为表示忠于祖国和义愤填膺的口头禅。他解释说,他“不敢肯定……是不是用了侵略这个词”,但说会谈就是为着谈中国侵略的问题;周恩来“来到这里是因为发生了重要的事情,这件重要的事情照我们的说法,就是说中国人进入了我国领土……我们认为这就是侵略”。后来周恩来在加德满都听到以前的东道主讲了这番话是不高兴的。他说,“他当面不说,可是,我们一走,就攻击中国政府是侵略。这不是对待客人的态度。这种态度使我们非常痛心,特别是因为尼赫鲁总理是我们所尊敬的。” 

尼赫鲁从机场一出来就直奔人民院,报告会谈的经过。他引述了周恩来所讲的六个要点,说印度政府并没有同意这些要点,然后对这些要点进行了草率的歪曲的分析: 

一、边界存在着争议…… 

尼赫鲁:“当然存在着争议。” 

(这是全部问题的核心。印度的立场是说整个边界线的走向不存在争议,而中国为了掩盖其领土要求,制造了虚构的争端。) 

二、……存在着一条各自行政管辖所及的实际控制线。 

尼赫鲁:“这是显然的事,我不知道这句话的重要性在哪里。” 

(尼赫鲁拒绝接受中国提出的维持现状的建议,他所根据的论点是实际情况并不清楚。他早些时候告诉周恩来说:“当有关现状的事实本身还存在争议的时候,遵守现状的协议是没有意义的。”) 

三、在确定边界时,某些地理原则,如分水岭[等等]应该同样适用于边界各段…… 

尼赫鲁:“以分水岭来划界可以到处适用的,这是确定了的原则。我们自然同意分水岭是很重要的因素;在山区、河谷等地区,分水岭是最重要的因素。可是这条原则也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 

(印度把麦克马洪线说成是一条根据分水岭来画线的边界,并且坚持说,作为一条分水岭边界线,麦克马洪线就是东段的恰当的边界走向。但如果把分水岭的原则应用到西段,就会形成一条沿着喀喇昆仑山山脉的边界线,因为该山脉是中亚细亚水系同流入印度洋的水系之间的分水岭。) 

四、……边界问题的解决应该照顾到两国人民对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的民族感情。 

尼赫鲁:“我认为这一条回答了喜马拉雅山是印度、印度文化以及同所有这一切密切相关的组成部分这一事实……如果中国人对喀喇昆仑山也有强烈的感情,欢迎他们这样做,我们并不反对。” 

(对西段的争议主要是关于边界究竟应该沿着喀喇昆仑山脊,还是如印度所坚持的从喀喇昆仑山口一下子跳到北面的昆仑山脊。针对尼赫鲁反复提出印度同喜马拉雅山有着神秘的亲密感情来为麦克马洪线辩护,周恩来在这里提出中国人和喀喇昆仑山也有同样的联系。其含意是:作为中国接受麦克马洪线的交换条件,印度应该放弃它在西段越过喀喇昆仑山划定边界的要求。) 

五、……在问题得到解决之前,双方应该各守实际控制线,不提出领土要求作为先决条件…… 

尼赫鲁:“大概意思是说,如果中国对领土的要求没有被接受,他们就不能讨论任何问题;也许是这个意思……不很清楚。” 

(印度对于阿克赛钦有领土要求,并且坚持在中国接受他们的要求并从那块领土上撤出去之前,对于边界的实际走向不能进行实质性的讨论。尼赫鲁在这里颠倒了中国的观点,反而说中国坚持在印度接受中国的要求之前,不可能进行谈判!在印度看来,假如实质性的谈判当时已经开始,而中国仍然占领着阿克赛钦,情况就可能会是那样。) 

六、……双方在边界各段应该继续停止巡逻。 

尼赫鲁:“这不是我所同意的。” 

(正如大家所看到的,这是中国为了消除边界的危险局势所作的尝试,以便能够将问题安然地留待日后去解决,而印度却加以拒绝。尼赫鲁当时还不准备公开宣布印度政府打算进入阿克赛钦地区巡逻——他是在公开场合讲话,好象听众里面就有中国人一样。因此,他就不能使议会里批评他的人放心。当有人就这个问题追问他时,他就感到狼狈: 

问:既然我们的总理已经说过我们同意避免冲突,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人员不能到我们的领土上去巡逻? 

尼赫鲁:……公报是说,双方应尽力设法使得边境地区的磨擦和冲突得以避免。这是我们双方都接受了的一般性的指示。我们觉得把这件事说得一清二楚是很困难的,也有点不必要。我认为我们不能让我们的人坐在那里,不向右边走,也不向左边走。我认为告诉他们不要采取任何显然会将他们引向冲突的步骤,这总还是对的。 

问:……如果因为我们的巡逻人员过去一到我们领土上去巡逻,就被中国人扣留,因而不让我们的人在我们的领土上巡逻,情况将会是怎么样呢? 

尼赫鲁:我们的人完全可以在这些地区自由行动而不致发生冲突。 

问:这是不是意味着,政府已经承允,在进行实际调查期间不采取任何步骤把中国人从印度的土地上赶出去呢? 

尼赫鲁:我认为这个问题是非常清楚的……要末你就得进行战争,要末你就得进行会谈或叫做采取某种步骤;没有什么介乎两者之间的办法。我们不能一面为边界问题宣战,一面又谈论如何商谈或派出官方代表团。两者不能并存。) 

议会里和报刊上对会谈及其结果的评论一般地是否定的,这些评论集中地提出两项相互关联的指责。第一,由于同意双方官员进行磋商,尼赫鲁就给了中国以巩固其地位的时间;在进行毫无结果的商谈的同时,中国却“占据着我们神圣祖国成千上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人民同盟的头目兰加在人民院讲道:“他们用肮脏的手指玷污我们祖国的土地。”第二,政府没有发表有意迫使中国“撤除其侵略”的声明。即便有些人赞成印度政府对高级会谈所采取的做法,那也如某些国大党议员所说的一样,是由于他们认为尼赫鲁的态度“坚如磐石”。一家报纸还提出,“亚洲舆论是不会忘记印度没有被中国吓倒这个事实的。” 

这个显然为中国所十分重视的高级会谈失败了。尼赫鲁说,这是由于会谈在“双方各有一套截然不同的事实的岩石上”碰碎了。其实关键是由于印度坚持其拒绝放弃、修改或者暂缓提出它对阿克赛钦领土的要求。周恩来这次南亚之行,有两处成功,一处失败。他在缅甸和尼泊尔成功地签订了友好条约和边界协定,这两个小邻国并未感到它们的强大邻国欺凌它们或对它们施加压力。在缅甸的问题上,中国接受了麦克马洪线作为边界的基础;而对尼泊尔,中国则同意凡是有争议的地区,应该“根据平等互利、友好互让的原则进行调整”。中国地图曾把埃佛勒斯峰(Mount Everest)[投笔从戎注:即珠穆朗玛峰]划入中国境内,引起了山峰归属问题的争论,但是中国接受了尼泊尔的(和普遍的)观点,即以顶峰作为边界的标志。中国和尼泊尔同意在双方边界两侧四十公里内不派驻武装人员。 

就中印争端而言,虽然周恩来坚持说会谈并没有失败,说它“进一步增进了了解”,但是高级会谈只是为边境局势的恶化扫清了道路。两国官员的磋商,正如尼赫鲁所预料的,只不过是提出了两个互相对立的报告。中印争端只依靠尼赫鲁称之为“事实”的东西是不可能解决的,它需要的是政治妥协。而印度已经拒绝了就停止西段巡逻问题达成任何协议,目的是使他们可以自由地向中国控制的阿克赛钦领土推进,对这种推进尼赫鲁和印度政府虽未明说,但早已做了许诺。 

高级会谈失败以后,中国的立场强硬了。再也听不到会谈以前中国所说也许印度真正误解了中国意图的提法了。在加德满都记者招待会上,陈毅听完美国和印度记者向周恩来提问后,插话说,“我要提醒你们注意,中国是一个受损害的国家。我要强调地说,中国是一个受损害的国家。”此后,中国对边界争端的评论也都反映了陈毅所表现的这种满腔义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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