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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纪念文章系列(二十四)中国抗日战争70问(下)
发布时间:2015.09.03 来源:缅华网 浏览次数: 所属栏目: 历史回眸

 

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纪念文章系列(二十四

中国抗日战争70问(下)


    31、能用场面是否“精彩好看”来衡量中国抗战的价值吗?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徐勇:欧洲战场的反法西斯战争,参战各国多是发达工业化国家,而中国抗战是中国人民在本国国土凭借后进的自然经济条件与相对简陋的武器,采用独特的战略战术,对抗一个工业化强敌的战争。中国人打出了自己的尊严、赢得了自己的胜利。然而,总有人以西方的空、海现代兵器与大兵团作战为标准,认为中国战场少有精彩好看的场面,由此低估中国抗战的价值。如此见物不见人,见场面不见谋略,就军事科学或军事艺术角度而言,实为短浅之见。即便在当年的血腥战场上,拥有当时世界最强军事力量的战争发动者,已经不时供认其侵略的失败。时任日军最精锐战略集团的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承认,日本企求“迅速和平解决有如缘木求鱼”。在华北敌后战场上,日军对八路军的感受是,看不见、摸不着,“旷费时日,真想举手服输”。

    32、中国的持久抗战让日本法西斯尝到了哪些苦头?

  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陈述:一是拖垮了日本经济。1937年日本的直接军费占国民收入的17.6%,到了1941年,直接军费已占国民收入的34.9%。日本高额军费严重影响了国民生活与生产,民众收入下降,劳动时间延长。二是造成了日本政界矛盾重重,内阁频繁更迭。抗战14年期间,日本内阁共换了15届。日本侵华头目冈村宁次表示:“在事变中内阁几度更迭,其本身就是向世界暴露了日本的虚弱。”三是对日本的军心、民心影响甚重。日本外相重光葵说过:“自满洲事变以后,已经过十数年的战争,大家都已精疲力竭极盼停战。”这表达了当时日本国民的心态。他还认为:“尽管军部怎样地宣传玉碎战之说,但不能不看到那是国家表面的、假装的现象。”中国抗日战争使日本法西斯陷入军事面临失败、经济疲软衰退、政局动荡不安的困境。随着中国战局的变化,这几个方面终于形成恶性循环,使日本法西斯最终走向灭亡。

    33、为什么说中国远征军入缅援英作战是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贡献的标志性战役?

  中国国家档案馆:连接中国云南与缅甸的滇缅公路,是战时重要的国际通道,大量战略物资经由滇缅公路运抵中国抗战后方。日本在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便企图切断这一重要战略通道。1942年1月,日军登陆缅甸,进攻仰光。2月,英国请求中国派遣军队入缅协助作战。3月8日,日军占领仰光,英军败退。3月20日,日军猛攻同古,英军岌岌可危。在日军兵力、装备都占优势并拥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中国克服困难,派出优势部队组成远征军入缅作战,与日军苦战12天,歼敌5000余人,成功掩护同古英军撤退。日军继而北犯仁安羌,围困英军主力。中国远征军驰援作战,成功救出被俘英军7000余人及美国传教士与记者等500余名。中国远征军入缅援英作战,历时半年,转战1500余公里,多次挫败日军,给英军以及时有效的救援。特别是同古保卫战、仁安羌解围战,使日军遭到太平洋战争开战以来未曾遇过的猛烈抵抗,付出了重大代价。中国远征军入缅援英作战是中国加入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贡献的标志性战役。

    34、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给同盟国提供了哪些具体支持?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部长曲爱国:总的说,中国是同盟国反法西斯战争的战略基地。中国投入大量人力修建空军基地,投入大批部队保护野战机场,保障盟军空中力量对日本实施战略轰炸和对日军作战。美军在中国的大后方地区和八路军、新四军等武装力量控制的部分区域建立了众多气象站、水文站和无线电通讯网,并设立了联合情报搜集和整理机构。中国还为盟国提供了大量的钨、锡、桐油等战略物资。

    35、中国战场是太平洋战场的附属吗?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徐勇:一些西方二战史学者刻意贬低中国战场地位,把中国战场看作太平洋战场的附属,但事实表明,尽管日本在太平洋战场集中了海、空精锐军力,但就战争的基本目标、战略地位诸方面考察,中国仍是东方战场的重心,日军主要战略目标在于侵吞中国。日本由“北南并进”的国策方针指引,于1937年发动七七事变。中华民族团结凝聚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全国性抗战,挫败了日军速战速胜企图。1939年德国大规模进攻波兰后,日本军政高层一直摇摆于北进苏联远东地区、南进东南亚及西太平洋的战略选项之间。1940年7月27日,日军大本营联席会议制定《伴随世界形势发展之时局处理要纲》,强调“首先将重点置于结束中国事变方面。”10月16日,东条英机组阁,最终确立“总体战”独裁体制,规定“向南方发展,以分断从背后支持重庆政权使其抗战意志愈加增长的英美势力同重庆政权之联系,这是促进事变解决的极为必要的措施”战略大方向。以上决策环节表明,日本在侵华战争危局中之所以放弃北进而发动太平洋战争,对英美宣战,是为困兽之斗。

    36、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是如何评价中国战场的?

  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罗援:斯大林曾谈到,“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

  《中国抗日战争史简明读本》编写组: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42年说过一段话:“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坍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日本可以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割吞埃及,斩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英国首相丘吉尔也说过,如果“中国一崩溃,至少会使(日军)十五个师团,也许有二十个师团腾出手来。其后,大举进犯印度,就确实可能了”。

    37、日本人是如何评价中国战场和中国共产党抗战的?

  军事科学院原战争理论与战略研究部研究员刘庭华:战后日本战史著作承认,日本“在对美英开战后,日本陆军主要战场在客观上仍然是中国大陆”,“日本陆军的主力仍然被死死钉在中国战场上,寸步难移”。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理论研究中心:1945年3月18日,日本东京《同盟世界周刊》感叹道:“根据我们的见解,真正的抗日势力,始终一贯的是中国共产党。”连当年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也承认:八路军“作战勇敢,内部团结,只是武器装备太差”。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徐勇:活跃在当今日本政坛和学界的战略学家、历史学家伊藤宪一指出,毛泽东《论持久战》“设想之宏伟,之正确”,使人感受到诸葛亮《隆中对》那样的历史睿智。伊藤又举出最杰出的古典兵法《孙子》,并称为“孙毛”兵法。

    38、为什么说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重新确立了中国的大国地位?

  中央党史研究室二部副主任、研究员黄一兵: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屡遭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蹂躏,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断受到侵蚀,一步步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那个时候的中国,毫无国际地位可言,根本没有与西方列强平等对话的资格。这种状况到抗日战争时期发生了根本改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巨大贡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肯定和尊重,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有了很大提高。中国政府充分利用参加世界反法西斯同盟这一历史契机和有利的国际环境,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废除了各国根据对华不平等条约而获得的种种特权,使一个世纪以来世界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体系开始崩溃。中国政府直接参与了《联合国宪章》的制定,为建立以联合国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作出巨大贡献,理所当然地成为联合国的主要创始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使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形成的大国地位得以确立,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显著提高。

    39、中国如何参与联合国的创建?

  《中国抗日战争史简明读本》编写组:1943年10月30日,中国与美、英、苏三国共同签署了《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迈出了创建联合国的关键一步。该《宣言》宣布,四国将建立一个普遍性的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组织;在新的国际组织成立之前,四国将彼此磋商,以代表国际社会采取共同行动。1944年8月至10月,中、美、英、苏四国代表举行会议,共同拟定联合国机构的组织草案。1945年4月至6月,中国与美、英、苏三国共同发起召开了旧金山会议,世界上50个国家的代表与会,讨论制定《联合国宪章》。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坚持正义,主持公道,为会议的成功召开发挥了重要作用。会议最后通过了《联合国宪章》,并举行了签字仪式。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中国不仅是联合国创始会员国,而且还是安全理事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40、日本军国主义领导下的日本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徐勇:中国人民抗击的日本军国主义,是法西斯世界大战的主要推手。战后曾任日本防卫大学校长的猪木正道指出:“把大日本帝国定义为军国主义是毋庸置疑的。”在猪木正道看来,日本军国主义的好战性,较纳粹德国更具有典型意义。一部近代日本的对外侵略历史可资佐证。自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至1945年战败投降,日本军国主义对周边国家的侵略,用兵之频繁、规模之巨大,在世界近现代史罕见其匹。对这样的侵略战争史,日本右翼著者却大言不惭,粉饰为“百年战争”。

    41、“大亚细亚主义”真的是要“解放亚洲”吗?

  军事科学院《中国军事科学》于兴卫: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打着“兴亚”“解放亚洲”“保全支那”的幌子炮制和鼓吹“大亚细亚主义”,其核心是要中国放弃主权,任由日本“改造”中国,最终由日本独霸中国和亚洲。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亚细亚主义”实际上等于“大日本主义”。对此,日本著名学者木下半治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右翼的重要特征之一,是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主张军国主义、侵略主义,并且一贯以大亚细亚主义的名义,进行侵略大陆的宣传。”1919年,李大钊在《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一文中指出:“‘大亚细亚主义’是并吞中国主义的隐语”,“是大日本主义的变名。”其目的是要“在亚细亚的民族,都听日本人指挥,亚细亚的问题,都由日本人解决,日本作亚细亚的盟主,亚细亚是日本人的舞台。”因此,“大亚细亚主义”“不是和平的主义,是侵略的主义;不是民族自决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不是亚细亚的民主主义,是日本的军国主义;不是适应世界组织的组织,乃是破坏世界组织的一个种子。”

    42、九一八事变是偶然发生的吗?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会长张海鹏:侵占东北是日本长期谋划的战略目标。说“中国军队破坏了南满铁路的路轨”,历史事实已经证明这是日本政府欺骗国际舆论的谎言,制造九一八事变的一些关东军当事人早已指出是关东军作战主任石原莞尔和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等人长期策划的。制造九一八事变的具体计划固然是关东军的校级军官策划的,但计划一旦执行,立即得到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的支持。为什么制造九一八事变完全符合日本政府的需要?因为占领东北是日本政府长期谋划的战略目标。战略目标确定,具体实施,何时实施,何人实施,纯粹是一个战术问题。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们认为,1931年9月实施战略目标是一个恰当的时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有计划实施大陆政策的第一步。事变后,日本即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实现其将东北与中国内地相分割的计划,并借故发动一二八事变,大举进攻上海。

    43、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是受到中国“排日反日”行动的“刺激”吗?

  这种荒谬观点不值一驳。许多学者指出,日方总是强调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期间死了多少日本军人,付出了多少“代价”,后来又受到中国民众反日情绪的“刺激”等等,可曾想想这究竟是哪一国的领土,日军在中国东北屠杀了多少无辜的中国人。

    44、为什么说七七事变和全面侵华战争是日本蓄谋发动的?

  有充分的史料证明,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具有必然性,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具有预谋性和计划性。1919年,日本法西斯鼻祖北一辉就鼓吹日本“有积极对外开战之权力”。1934年日本军部公开叫嚣“战争是创造之父,文化之母”,要求按照法西斯总体战思想建立法西斯极权主义体制。而且,日本侵略中国采取的是渐进战略,从东北到华北一步步地侵占,蚕食到一定程度了,就是灭亡中国。当日本企图侵占北平和华北时,触及了中国的底线,中国军民奋起反抗,打乱了日本的战略步骤,但不能因此说日本的野心所指只是中国东北和华北,全面抗战是中国挑起的。

    45、为什么说挑起全面侵华战争是日本法西斯的既定战略?

   中央党史研究室二部副主任、研究员黄一兵: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是近代日本走侵略扩张道路的必然结果。日本对中国和亚洲国家的侵略图谋由来已久。丰臣秀吉在统一日本之后,就提出要攻略朝鲜,进取北京,占领华北,在东亚大陆列土封疆。第一次东方会议后,内阁首相田中义一起草了一份鼓吹对华侵略的奏折,日本的对华侵略就是按照奏折的轨道运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为适应对外扩张和争夺霸权的需要,德、意、日奉行法西斯主义和疯狂的扩军备战政策。日本对华侵略的长期部署,到1935年有了进一步加强。5月,日本陆海军中央部完成《帝国国防方针》第三次修改。6月,《帝国国防方针》及《用兵纲领》颁布。1936年8月,《国策基准》通过,明确制定了向大陆和海洋同时扩张的全面侵略计划。

    46、为什么说“中国拒绝日本提出的和谈意愿从而导致战争扩大化”是荒谬的?

  其一,中国全国抗战完全是被迫进行的,根本不是什么中国政府“误判”了日本战略意图和形势而使战争扩大化。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竭尽全力开展多方外交没有取得效果,是日方咄咄逼人使战争发展为全面战争。其二,抗战期间日本政府抛出“和谈”问题,不是真的愿意“和谈”、和平,而是因为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遭到了中国人民顽强抵抗,日本“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图谋彻底破产,抗战进入持久战阶段,极大地消耗了日本的国力,拖延了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计划,日本迫不得已采取了对中国诱降政策,“和谈”的实质是“诱降”。其三,日本提出的所谓“谈判”条件等于让中国彻底沦为日本殖民地,这样的条件是任何国家的人民都不会答应的。

    47、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是合法的吗?

  传统国际法把战争看作解决国际争端、推行国家政策的合法手段,这种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曾在近代为侵略者推行侵略政策大开方便之门。然而,人类文明进入20世纪以来,战争在国际法上的地位逐步发生了重大变化。1899年在海牙召开的和平会议及随之缔结的《国际纷争和平解决公约》,第一次明确对以战争解决国际争端的“权利”加以限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罪和反人道罪进一步在国际法上被确立下来。1943年苏、美、英三国通过的《莫斯科宣言》,1945年苏、英、美三国发表的《雅尔塔协定》,美、英、中三国发表的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都明确宣示发动侵略战争是严重罪行,必须受到严厉追究。日本右翼势力及其所谓的“学者”们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国际法理论的进步,对于日本签署的国际公约统统视而不见,反而死抱已被文明世界所唾弃的迂腐旧法不放,大放厥词,这样做只会被崇尚正义的世界人民所不齿。

    48、日本侵略 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巨大灾难?

  南京大学教授张宪文:日本侵略军以14年时间,占据中国大片国土,日本军队所到之处,房屋工厂被破坏,资源财富被掠夺,人民生命惨遭杀戮。日本侵华战争中,日军实施大规模屠杀政策,制造了南京大屠杀、旅顺大屠杀等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在华北地区制造了100多起惨案。实施细菌战、化学战、毒气战,导致中国军民大量死亡。实施“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还强掳迫害中国劳工等。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达3500万之多。还有大量人口间接死于日本侵华战争,比如日本侵华战争使中国的自然生态遭到严重破坏,急性传染病肆虐各地。日本大举侵华,使中国大地满目疮痍,水源、森林、工业、农业、交通等无一不受到摧残和祸害。日军对中国文化资源的破坏和掠夺也十分严重。许多重要古迹被破坏,大量珍贵文物和珍稀古籍被掠往日本。日本对占领区实施严厉的社会控制,其中不仅包括军事的、经济的、政治的统治,甚至严格限制中国民众的人身自由,给中国民众带来巨大伤害。

    49、为什么说南京大屠杀已有法的定论?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1946年,由中、美、英、苏等11个国家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了长达两年零六个月的审判。由于南京大屠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暴行中非常突出的事件,因此国际法庭对于此案的审理特别严肃认真。国际法庭根据大量人证、物证,确认侵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是现代史上破天荒之残暴记录,在国际法庭判决书中,用两个专章的篇幅作了题为“攻击南京”和“南京大屠杀”的判词。经国际法庭庄严审判,南京大屠杀罪魁祸首松井石根被执行绞刑。甲级战犯由国际法庭审判,乙、丙级战犯则由直接受害国家所组织的军事法庭审判。中国南京法庭依据大量的人证、物证,经过反复调查和核实,确认“日军在南京屠杀我同胞的人数达30万人以上”“日军纵火焚烧致使南京半城几近灰烬”等。经法庭庄严审判,谷寿夫、向井敏明等南京大屠杀要犯被判处死刑。所以说,南京大屠杀案是经过国际法庭和中国南京法庭共同作出的法的定论,是完全合法有效的。

    50、为什么说南京大屠杀遇难者达30万人以上?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侵华日军在南京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留下了几十万具尸体。对这些尸体的掩埋或处理时留下的埋尸记录,成为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当之为时主要有四种情况:一是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世界红十字会八卦洲分会、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崇善堂、同善堂、代葬局、顺安善堂、明德慈善堂8家社会慈善团体,基于社会公德将遇难同胞尸体掩埋,共掩埋19.8万具;二是许多市民自发组织临时掩埋队,共收埋尸体4.2万具;三是伪政权第一区、第二区、第三区和下关区,为掩饰日军大屠杀罪行,共收埋尸体1.6万余具;四是侵华日军为掩盖血腥暴行,逃避世界舆论谴责,毁尸灭迹达15万具。如果把所有被收埋的尸体,连同日军毁尸灭迹的那一部分合并考察,并考虑可能出现的一些交叉和重复计算的因素,南京大屠杀遇难者达30万人以上完全是有根据的。

    51、南京大屠杀有哪些证人、证言和证物?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日军官兵日记和随军记者的证言资料主要包括: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官兵日记。如当年侵占南京的日军第十六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阵中日记》写道,“由于方针是大体上不保留俘虏,故决定赶至一隅全部解决之。”日本参与南京大屠杀官兵证言。如日本老兵冈本健三对日军毁尸灭迹作如下详细描述:“有人说,南京的屠杀不曾有过,这是胡扯!我本人就是当场目击者。”日本随军记者现场目击等。同时,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馆藏档案中,保存着4000多份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口述史资料。此外,南京大屠杀留下了许许多多中外证人书信、日记和证言,成为揭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第一手证据,包括《南京安全区档案》《驻华使馆外交人员档案》《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调查报告》,以及留在南京的外籍人士信件、日记和音像资料等。

    52、南京大屠杀与纳粹德国种族灭绝罪行性质不同吗?

  日本抛出了“德日有别论”,认为南京大屠杀在性质上属于“战场上难以避免的事情”,不同于纳粹德国针对犹太人的反人类罪行。这种观点是完全荒谬的。其一,纳粹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同属法西斯,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和东京审判等国际审判明确认定的,是国际社会共识和历史公论。其二,从德、日法西斯杀害各国人民的数量来看,日军仅在中国就造成3500万军民伤亡,日本法西斯杀害的各国军民人数与纳粹德国不相上下。其三,从德、日法西斯暴行的残暴程度来看,纳粹德国集中营的屠杀大都是单纯的屠杀,日军的屠杀则是同强奸、抢劫、放火及其他暴行相互结合的,在屠杀之前大都先加以侮辱、虐待、抢劫、殴打、玩弄或奸淫,其屠杀的方法五花八门、无奇不有,狂虐残暴的程度世所罕见,甚至超过纳粹德国的暴行。

    53、日本政府和军队高层对南京大屠杀没有下达过屠杀令,甚至“不知情”吗?

  第一,大量资料证明,日本高层在南京大屠杀发生的同时就知道了情况。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自1937年12月16日起,几乎每天向日本使馆递交附有日军罪行记录的抗议书,有时一天送去两次,向本国发回电报,日本政府和军部对日本的暴行完全知情。第二,日本侵占南京的主力部队是淞沪会战后期从金山卫登陆的,没有经历上海地区最激烈的战斗,在战斗最激烈的上海没有发生类似的大屠杀,反而在战斗不激烈的南京发生了大屠杀,只能说明“南京大屠杀”是日军高层顾忌上海的国际化程度高,蓄谋选择南京制造的,所谓“日军基层士兵经历‘残酷’战斗后‘本能’的复仇心理”等说法不能成立。第三,通过梳理侵华日军的日记和回忆录等资料,证实日军在师团一级确实下达过屠杀令。

    54、日军士兵杀害平民是因为“害怕”受到纪律处罚吗?

  日军攻占南京后的军风纪执法记录如今虽已不存,但同样是攻占南京的日军部队在南京之外的军风纪状况却有许多资料。从这些文献可以看出,由于约束日军军风纪的军法部门规模和机能的限制,特别是宪兵人数稀少,大量的暴行没有也不可能纳入宪兵的视野,所以军法部门受理的案件只是日军犯罪的冰山一角。日军设立军法部门的正面理由是维护军风纪,它对日军官兵有所制约,两者之间也确有冲突。这种冲突既表现在日军官兵的对抗,更表现在各级长官对部下加以维护。日军军法部门作为日军的一部分,决定了它在根本上不可能“损害”日军,大量案犯或无罪开释,或重罪轻罚。与对日军暴行的宽纵相反,日军军法部门对中国人“违法”的处置极其严厉,被疑为试图反抗的当事人悉数被处死。在日常监管中,宪兵对中国人稍有不从即严加重罚。所以,对中国人而言,日军军法部门只是严厉镇压的机器。

    55、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吗?

  对南京大屠杀、细菌实验、细菌战等证据资料的真实性,东京审判期间法庭收集了包括证人证言、法庭辩论、影像资料等大量证据,日本战犯和军官、士兵的日记和回忆也是有力的证据。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批新的史料被挖掘出来,如德国外交官罗森的报告、贝茨文献、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东史郎日记等。在美国华盛顿国家档案馆解密的一些电报以及中国辽宁省档案馆的日本满铁档案中,也都发现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档案资料。

    56、为什么不能把“广岛的悲剧”等同于南京大屠杀?

  所谓日本是战争的最大“受害者”“被侵略者”,“广岛”等于“南京”的谬论,是故意混淆侵略战争和反侵略战争的性质。正如恐怖分子在杀人,警察开枪打伤打死了几个恐怖分子和为恐怖分子提供协助的同伙,不能说这些恐怖分子和受害群众一样都是“受害者”。即使这些恐怖分子是受少数头目的控制和灌输走上犯罪道路的,是被其头目所害的,也仅仅在这个意义上是一种“受害者”,但决不能因此而否认他们首先是“加害者”,不能人为减免他们的刑事责任。当时的日本军人、支持侵略战争的国民相对于日本军国主义是“受害者”,但相对于中国等亚洲国家人民来说依然是“加害者”;日本军人、国民是受日本军国主义所害,决不是受中、美、苏反法西斯盟军所害,“广岛的悲剧”也要记到日本军国主义的账上,决不能混淆“广岛的悲剧”和南京大屠杀的性质。

    57、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是如何开展惨无人道的生物武器实验和细菌战的?

  《中国抗日战争史简明读本》编写组:国际联盟于1925年6月17日,即通过了《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亦称《日内瓦议定书》)。作为37个签署国之一的日本,却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唯一大规模使用生化武器的国家。日本军国主义在14年侵华战争中,先后建立了6支较大规模的生化部队。以臭名昭著的731部队为例,设有4个专门进行细菌研究与实验的机构、4个支队,主要研究传染鼠疫、炭疽、伤寒、副伤寒、赤痢、霍乱等疫病的细菌,并承担细菌作战任务。731部队进行了大量实验,最令人发指的是使用活人进行“活体实验”,这些被用于实验的活人被称为“马鲁大”(日语意为“剥了皮的圆木”)。731部队进行的“活体实验”种类繁多,手段残忍至极,据原731部队细菌生产部部长川岛清于1949年12月在伯力军事法庭上供认,“1940年到1945年间,在这个杀人工厂被消灭的至少有3000人。”

    58、日本法西斯是如何进行无差别轰炸的?

  《中国抗日战争史简明读本》编写组:侵华日军无视国际法,把空中轰炸作为大规模屠杀中国无辜民众的重要手段,在各地实施无差别轰炸,给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特别是广州、武汉失陷后,日军大本营对中国的大后方城市实施战略轰炸,按当时的行政区划,一共有23个省份遭受空袭,其中重庆是日军战略轰炸的主要目标。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7月起至1943年7月,中国因日军空袭而死亡的人数为335934人,受伤者为426249人,合计伤亡总数为762183人。日本对中国城乡的无差别轰炸,遭到了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时任美国副国务卿威尔斯发表谈话,强烈抗议日军对重庆、广州等城市的轰炸。他说:“交战一方用飞机轰炸对方不设防城市,以致无辜平民尤其是妇孺惨遭杀害,这完全是一种野蛮举动。”英国《伦敦新闻纪事报》在1938年6月8日的社论中指出:“这种野蛮的屠杀完全是赤裸裸的恐怖主义。”

    59、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是如何强征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的?

  《中国抗日战争史简明读本》编写组:侵华日军在中国各地设立大量“慰安所”,强迫中国和朝鲜等国妇女充当日军的性奴隶,形成了丑陋的“慰安妇”制度,是有组织的战争犯罪。日军获取“慰安妇”的主要方式是强掠,另外就是通过当地伪政权强行向各户摊派或者进行骗征。日军在各地还以招募女工、洗衣妇、招待员、护士为名,把妇女诱骗去充当性奴隶。战场上被俘的中国女军人,也有许多被日军押送到偏远前线充当性奴隶,也被称为“巡回慰安妇”,她们惨遭蹂躏且多数被杀害。可以说,中国妇女是日军性暴行和“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者。据不完全统计,日军从中国强征的性奴隶人数在20万以上,从朝鲜强征的性奴隶人数在16万左右,也有来自其他国家的少数妇女。

    60、日本的侵略让中国文化遭受了怎样的损失?

  《中国抗日战争史简明读本》编写组: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无视国际战争法规,公然以轰炸、纵火、劫掠等暴虐手段,肆意摧残和毁灭中国文化,掠夺文物与典籍,给中国文化造成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失。其中,各类学校遭受严重破坏,如南开大学被炸成废墟。图书典籍蒙受巨大损失,战前中国图书馆计有1848所,因遭日军侵略摧残,1943年统计时仅为940所。日本还对中国各地墓葬、遗址进行劫掠式考古调查与发掘,然后将珍贵文物劫掠回国。因轰炸、焚烧,中国古建筑遭受空前劫难,1938年8月,有1200余年历史的北平云居寺,也因日机轰炸而夷为平地。1946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编制的《中国战时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总目》,收录了17个省(东北除外)的图书、文物、字画、碑帖、古迹、古建筑等损失,计360余万件又1870箱,古迹741处。

    61、为什么说东京审判不是“胜利者的审判”?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高士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进行的东京审判不是“胜利者的审判”,而是正义审判。东京审判是人类对战争痛苦反省的产物。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浩劫,在大战期间就有人提出审判和惩处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更为惨烈、损失更甚。在吸取第一次世界大战教训的基础上,同盟国决定对战争发动者进行惩处。这同时也是为了警告后人不得动辄发动战争,以避免世界大战的悲剧重演。《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构成了审判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犯的法律基础。纽伦堡和东京法庭的审判告诉人们,凡是侵略战争的参与者,无论策划者、准备者、发动者还是执行者,都要承担个人责任、受到惩处。这成为后来联合国通过的一系列相关法律、决议和宣言以及一系列国际关系实践的基础。1951年,日本在《旧金山和约》中明确表示,承认东京审判的判决。质疑东京审判是对战争受害者人权的践踏。

    62、东京审判有悖于国际法吗?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院长宋志勇:东京审判体现在国际法上有两大特点。一是适用传统的国际法,二是根据国际法的发展和时代的需要,完善或创设新的国际法规范。东京审判的否定论者指责东京审判违反国际法,其依据仅仅是囿于成文的国际法。其实,东京审判在国际法上的意义并非是如何适用了传统的国际法,而是在尊重传统国际法的基础上发展了国际法。东京审判及此前进行的纽伦堡审判适用的“侵略战争罪”“反人道罪”“个人为战争罪行负责”等概念,无论在国际法的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具有重大意义。东京审判结束后国际法发展的历程,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1950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通过了“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及该法庭的判决所包含的各项国际法原则”、1968年联合国大会《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不适用法定时效公约》、1998年罗马外交大会通过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等一系列国际法文件,都明确肯定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新的战争罪概念的管辖权,国际社会和国际法学界已经接受、认可并发展了东京审判及纽伦堡审判确认的战争犯罪概念和原则。

    63、东京审判是否“夸大”“编造”了日军罪行?

  东京审判中举证、质证都极为严格,定罪和量刑都有充分确凿的证据,即使明知被告罪行深重,但如果没有大量具体的证人、证言、材料,也不予以定罪。比如,由于不谙英美法的诉讼程序,事前举证时准备不充分,当时中国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秦德纯出庭作证时只是笼统地讲日军“杀人放火,无所不为”的恶行,结果法庭未采纳其证言。总之,东京审判既符合程序正义,又符合实体正义。

    64、日本军人、支持侵略战争的国民只是“受到蒙蔽”、不需要承担战争责任吗?

  从德国人民在二战后的反省看,那些认为普通军人和支持侵略战争的国民不需要承担责任的看法是错误的。二战后,“新德国精神导师”雅斯贝斯呼吁民众主动正视个人罪责而不是无视,主动为纳粹罪行承担责任而不是被动或沉默。哲学家阿伦特提出“平庸的恶”观点,强调不能把所有的罪过都归结为纳粹头目和纳粹政党,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都要为自己的罪过承担责任。德国政府对普通军人、民众应当承担的责任不仅只有反思,而且付诸法律行动。比如,2013年9月4日,负责调查二战时纳粹战争罪行的德国司法部表示,一共调查了49名奥斯维辛集中营前守卫,其中30人应该被起诉。二战结束70年来,这种追捕一直没有间断,尽管有人质疑这种追捕是否还有意义,因为这些被起诉的人很多都已走到生命尽头,但相关追捕负责人明确表示:年龄并不能成为他们逃脱罪责的挡箭牌。

    65、德国和日本对二战的认知和态度有何不同?

  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颜晓峰:70年来,在对那场战争的认知和态度上,德国以史为耻、切割了断,日本遮遮盖盖、祭祀膜拜,由此导致了两个国家不同的周边关系、国际形象和发展走向。战后德国历届政府都采取对本民族历史负责任的态度,不因纳粹集团的覆灭而放弃承担德国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责后果,以各种形式向战争受害国、受害者表示真诚谢罪。同时,德国教育法规定,历史教科书必须包含足够的有关纳粹时期历史的内容,学校教师必须对有关纳粹专制的历史进行深入讲解,特别是要讲解关于集中营和大屠杀的内容。大相径庭的是,日本不承担发动侵略战争对世界、亚洲特别是东亚人民造成极其惨重伤害的历史责任,突出表现在否定侵略战争的性质。在对待战争罪行上始终是避重就轻、避实就虚,企图将历史罪行轻描淡写、一笔抹过。日本还通过不断修改历史教科书,来达到篡改历史事实、制造虚假历史记忆的目的。

    66、日本从明治维新到1945年的历史主流是“光荣”的吗?

  日本的确通过明治维新建立了近代国家,但它是把全国人民绑在战车上一起向近代国家前进的,这是后来法西斯主义发展的重要前提。日本近代国家的建立走的是对内残酷镇压进步势力、对外实行军国主义侵略的“富国强兵”之路。近代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不是一天形成的,严格地说它的种子播撒于明治维新的“富国强兵”政策之中,萌发于中日甲午战争,成长壮大于日俄战争,盛极而衰于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日本知名作家司马辽太郎等人“以日俄战争为转折点,这之前的日本历史好、这之后的历史不好”的看法不符合历史实际。总之,日本近代史虽不是一片黑暗,但也决非全是光明。日本的近代化建设是以战争和争夺霸权为中心推进的,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是日本近代史的主流。

    67、对参拜靖国神社的不同认识是“文化差异”吗?

  日本有人说靖国神社不过是他们祭奠先人的宗教场所,说死者不论好人还是坏人经过净化仪式就都变成一个神、灵魂回到神社了,其他国家不应当对此“说三道四”。我国学者和东京大学教授高桥哲哉等日本进步学者做过深入分析,揭穿了以上说法的荒谬性。比如,即便从日本历史文化传统来看,要说“与死者的共生感”是文化的话,为什么靖国神社只祭奠日本的战死者中的军人和军队中的文职人员,而不祭奠战死的普通百姓呢?在日本的中世和近世,受佛教“怨亲平等”思想的影响,形成了祭奠敌我双方战死者的习惯,如果说是为了“与战死者的心神感应”的话,那么为什么靖国神社不祭奠“敌”方的战死者呢?可见,靖国神社的“祭神”决非单纯是“战争中的死者”,而是在日本国家政治意志作用下被挑选出来的特殊的战死者,靖国神社的设置和参拜方式不是所谓日本历史文化传统,而是出自国家意志。靖国神社本质上是一个宣扬日本极右翼历史观的展览馆。

    68、参拜靖国神社是为了“祈愿和平”吗?

  日本侵略军和战犯是战争的象征,是和平的破坏者,参拜这些人的“鬼魂”是对“和平”的背叛,而不是“祈愿和平”。如果日本一些政客要“祈愿和平”,完全可以像德国前总理勃兰特在波兰大屠杀纪念碑前下跪那样,参拜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而不是去参拜战犯和侵华日军的“鬼魂”。

    69、坚持要求日本就历史问题进行道歉过分吗?

  首先,日本从来没有在官方正式文件中明确向中国道歉,仅仅有“反省”这些词汇。其次,日本的所谓反省是非常不彻底、不真诚的。在德国,已经立法禁止任何美化纳粹的言论,但在日本,右翼势力肆无忌惮地为日本军国主义辩护,除了村山富市等少数富有正义感的政治家外,大部分日本政客不仅拒绝忏悔和道歉,而且肆意歪曲历史,日本教育部门还三番五次修订历史教科书,扬言要去除“自我折磨的受虐史观”。再次,近年来上台的日本领导人经常宣扬错误历史观,实质上否定之前日本官方关于历史问题的论述,就像一个人刚刚表示反省,又立即反悔。所以,不是中韩等国“没完没了地要求日本道歉”,而是一些日本领导人在没完没了地宣扬错误历史观。

    70、中国是不是过于执着于日本的历史问题了?

  日本一些舆论认为,历史是过去的事情,“过分强调”历史问题“令人疑惑”,中国等国家“炒作”历史问题是“煽动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是“危险行为”。对此,首先要明确如何看待历史。日本思想家池田大作说:“历史不单是过去的事情,乃是光芒四射的路标,照亮人的现在和未来,教导我们生存的方式。”那些忘记历史、否定历史的人注定会重蹈历史覆辙。其次,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和平、宽容大度的民族。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军民没有虐待日军俘虏,而是让他们带上自己的行李返回日本;对于日本人遗弃的孤儿,中国人抱回家中把他们抚养成人;中国政府着眼中日友好,放弃了对日索赔要求。中国政府和人民做到了仁至义尽、以德报怨。中日关系的症结不在于中国人对历史问题的敏感,不在于中国人“介怀过去”,而在于日本对历史问题死不认账,在于日本正一步步地重返军国主义道路,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不稳定因素。再次,日本没有像德国那样全方位、彻底地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来源:中国文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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